那么，如何看待“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未来走势？哈继铭表示，决定消费增速的根本因素是收入增长，过去多年来，消费和收入两者的实证关系十分明显。由于多数企业在去年二季度受高通胀推动而给员工加薪，这种“翘尾”因素带来今年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速上升，因此，消费同比增速也随之攀升。不过，未来几个月，这一因素逐渐消失，消费实际增速也将受到拖累。

相关新闻：

• “保八”之战
• 能否通过“消费券”提振内需?
• 消费内需面面观

王志浩：再刺激计划应是消费新政吗？

投资需要的是控制，消费则亟需刺激，可通过减税和扩大民生支出鼓励消费

　　至于政府近期开始对医疗、社保加大投入，是否能带来消费习惯的改变、储蓄倾向的降低，哈继铭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两年内难以见效。日本政府自1970年开始大规模构建社保体系，其对于日本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影响，到1977年才初步显现。

　　此外，哈继铭还注意到，最近，实物量衡量的消费增长很快，也反映了商品降价的刺激，名义消费额其实在放缓，这对于消费类的企业业绩不利，因为企业收入是名义值。到今年下半年，局面可能会倒转：尽管实物量消费增速可能放缓，但物价走出通缩将使得消费类企业名义销售额好转。

　　哈继铭说，在中国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最稳健的，在本次危机中受打击程度最轻，然而，如果缺乏政策支持，短期内是很难看到消费能扮演起为经济增长挑大梁的角色的。那么，应该如何推动消费增长呢？

　　他认为，大幅减税是短期内最有效的手段，主要是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国增值税税率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增值税税负是完全由消费者承担的，而且，收入越低者受到增值税的负面影响越大，因为低收入者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比重较高，所以，高增值税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中国最高税率是45%，也高于多数国家。降低这些税收，不仅能短期刺激消费，长期也可以鼓励消费，有助于解决中国消费相对投资增速过慢的问题。

　　但是，哈继铭也注意到，减税可能会使得财政赤字加大，1月-4月，财政收入已下降9.9%，如果再减税，用什么来填补财政的窟窿？他主张，应通过发债（可称之为经济转型债）来弥补。这也可使宏观调控的成本显性化（如果让银行贷款承担刺激经济重任，无疑使得调控成本隐性化）。当然，并不是要对社会发债，否则，会将一部分社会购买力吸走，与减税的作用相互抵消。他建议发给两个主体，一是境外人士，海外人民币债券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也可以考虑让货币当局买债，至于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将来通胀风险，也可以解决：货币当局未来可以卖出手上的外汇储备，把市场上一部分人民币中和掉，实现回收流动性。最终结果就是，税收降低了，消费增长了，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实现了更好地使用外汇储备来为国内经济服务的目的。■

　　本栏目主持人信箱：haiyanjiang#caiji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