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按设备能力来界定落后产能，刘海民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应该做的是确保企业合法、不危害社会。比如，排污要达到标准，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职工的工作环境必须遵守《劳动合同法》，按时缴纳税费等。“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就有权利存在。至于使用小的装备合算不合算，能不能赢利，都是企业自己的事。”他同时指出，目前，中国在排污标准等方面存在有法不执行的情况。政府另行制定一套按设备能力界定的标准，用行政手段分期淘汰，并非解决之道。

　　对用行政手段淘汰的效果，刘海民也表示怀疑，“靠给各地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分配指标来限产，很难达到目的。”他认为，地方政府、钢铁协会很难去限产。地方政府现在着力“保增长”，有些地方政府明确要求钢铁企业不能限产。而钢铁协会的成员主要是大企业，如果协会组织限产，可能会重蹈2000年前后“限了大企业，放了小企业”的覆辙。此外，由于复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大，有一定竞争力，是银行的优质资产，银行作为企业，没有理由强行收贷，贷款限制也不会起显著作用。

　　刘海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政府要完善环保等方面法律，严格执法，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要通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企业百元销售收入中负担的管理费用，排在前边的都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比较低的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大手大脚、浪费、人浮于事等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宝钢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项措施，就是管理费用压缩30%。宝钢的管理在国有钢企中位居前列，但是，其管理费用还至少能压缩30%，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提高管理效率显然是有很大潜力的。”

　　他指出，从管理机制、人力成本来看，民营企业机构精干，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国有大企业，靠市场手段来淘汰，淘汰掉的不一定是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可能是中型的国有企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民营企业超过国有企业是非常有可能的。

　　此外，对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刘海民认为，部分报告计算过剩时，采用了总产能减去国内和出口需求的方法，夸大了事实。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产业产能利用率都不可能是100%，即使是在市场最旺盛的时期，都有一个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国际上能达到85%，应该是相当理想了。在美国能达到80%，行业就觉得很好了。按这个标准，目前的中国钢铁产能是过剩的，但没那么严重。”■

　　《财经》实习记者 于海荣 采写

　　本栏目主持人信箱：haiyanjiang#caiji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