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沈联涛】刚刚从距广州30多公里的顺德回来。那里曾经是秀丽的僻静乡村，今天已变成繁华的工业区，工厂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可以说是整个亚洲经济的缩影。在过去几年间，亚洲各地建造越来越多的工厂，生产出廉价的产品，然后出口到发达国家。但是，随着金融危机逐步扩散到亚洲，亚洲人在担心，出口会进一步下降到什么程度。

　　近几十年来，出口一直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早在19世纪，日本就首先认识到，如果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就可以用赚取的外汇去购买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然后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竞争。随后，一些日本学者率先提出了“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theory）：当某一经济体的生产成本条件改变时，某种制造业就会被迫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经济体，整个产业迁移过程就像大雁在结队飞行时所呈现的“V”字形。具体到亚洲，日本作为“领头雁”，是最先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接下来，产业链又进一步转移到“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目前，东亚集中在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消费耐用品的生产上，印度逐步在IT软件服务方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成功，一方面，使得许多亚洲国家逐步积累财富，最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持有大量美元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事实上，财富已体现为一张张纸币，它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大幅贬值。财富货币化的过程使我们变得更脆弱，而不是更安全。这就是说，当亚洲国家为了推动出口、赚取外汇而砍伐森林、破坏环境、污染河流，并最终因环境恶化而付出高昂的医疗费用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

　　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发表了各类文章，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那么，亚洲人是不是也应该在欧美客户深陷危机之时，深入思考一下亚洲供应链的未来呢？许多刚刚摆脱贫困的亚洲人不大可能成为大哲学家——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饭碗和孩子的教育。从整个亚洲来看，我能感觉到农村民众的不满。他们的孩子到城市寻求生计，有的却成为性工作者，有的则沉溺于吸食毒品。另一个侧面是，在许多亚洲城市，新建的大厦有着罗马风格的柱子和镀金的法式家具，不少公寓和旅馆看起来都像是世界顶级设计师菲利浦史塔克用钢铁和玻璃设计出来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