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在全球去杠杆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信贷出现了天量的增长，为什么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情况有这么大的不同？

　　奈特: 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地方很不同。首先，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不需要外部融资。从去年9月危机初起，中国的高储蓄率就对中国经济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中国还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刺激大型基建项目，这是一个有着良好设计的经济刺激方案，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刺激计划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中国的银行业在2003年的时候几乎是濒临失败的。中国监管机构如银监会对银行体系采取了积极的监管措施。从那时起，中国的银行情况改善了很多，不良贷款率从20%下降至5%以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当然，现在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下滑得很严重，工业生产也下降得很严重。但是，相信中国监管机构可以实施严格的监管。从目前来看，贷款迅速增长，但风险不大。

　　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如果中国像其他国家前几年那样放松了对银行的监管的话，就会很危险。

　　《财经》：美国奥巴马政府对银行高管的激励机制采取了严格的监管，对此你怎么看？

　　奈特：私营部门必须要对高管薪酬的问题加以小心的对待，因为这是事关行业内所有公司的事情。高管的薪酬需要和风险调整后的长期回报挂钩。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才能的人才特别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会选择跳槽。在改革高管薪酬方面，美国率先做出了一些尝试，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全球协同解决，推出有关公司治理的普适性原则。各国的监管机构也必须要对高管薪酬加以监管。

　　《财经》：造成雷曼倒闭的对手方风险（counter party risks）是否依然存在？

　　奈特：对手方的风险是一直都存在的。银行的工作之一是评估对手方风险。金融机构需要增加他们对信息的公布和透明度。这需要全球采取一套统一的、更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这样人们对于对手方交易的风险会更加了解。我希望，评级机构可以改善他们对信用评级的做法，而投资银行自己也需要对对手方交易加以分析，而不是仅仅利用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结果。并且评级机构对信用产品评级所利用的模型和方法也应该公诸于众，让投资者可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