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五十七】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上)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5月11日 18:16经济影响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是针对老年、遗属、和残疾人的保险(old age, survivor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对所有10.2万美元以下的工资收入征收12.4%的工资税:其中包括1.8%的残疾人保险。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12.4%的税,各付6.2%。
2007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是40307美元。退休以后可以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即他的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或PIA)是退休前工资的42%。高收入90737美元的人可以收到26220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29%。低收入18138美元的人可以收到10224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56%。
每人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平均月收入(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或AIME)的公式算出来的。每人至少工作40个季度,也就是总共工作10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
表面上看,社保基金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redistribution),也就是高收入的人在弥补低收入人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高收入的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晚,上缴工资税的时间晚,缴税的年数比低收入的人少。而且,高收入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收入人的平均寿命要长,65岁以后享受社保基金福利待遇的年数要长。
高收入者的配偶,一般来说是妻子(也可以是丈夫),工作多年65岁退休以后,可以选择她自己的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基础保险金额),也可以选择领取她丈夫的PIA的50%,但不能两者兼有,因为社保的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退休后的最低生活水准,而不是使你富有。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里丈夫的年收入是妻子年收入的很多倍,丈夫PIA的50%也比妻子自己挣的PIA要多,所以她会选择丈夫PIA的50%。这个待遇和她本人从不参加工作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妻子如果从领取社保基金的角度说,她会选择不工作。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如果她活得比她丈夫长,她可以领取她丈夫100%的PIA。如果丈夫比妻子活得长,他可以从妻子的PIA和他自己的PIA当中选择最高的。
如果有人选择62岁退休,提前3年,那么他领取的PIA,就比他如果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少。如果有人选择在65岁到72岁之间退休,那么他的PIA每年仍然增长。如果有人72岁还没有退休,他的PIA不再增长。社保基金不鼓励人们在72岁后继续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力的供给有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说,它对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人群,体制如何的设计会很有影响力,比如,那些已婚妇女、濒临退休年龄的人、那些进入青春期但还没有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保基金很“奇怪”,因为它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除非丈夫的收入很低,妻子不得不工作。而且,社保基金的存在减少了储蓄的必要性,取代了一部分储蓄。
为什么储蓄对整体经济来说很重要呢?在费尔德斯坦的思维框架下,只有年轻人的储蓄(savings)大于老年人的支出(dissavings),富余的部分用于有效的投资,一个经济体才能增长,否则经济就不能增长。
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曾经撰文,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思维框架。首先这种思维框架是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上的(closed economy),不适合今天的开放经济体系。
在开放经济体系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支出,还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描述同一个现象的另一种说法(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是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使得这个国家的投资不受低储蓄的影响,经济继续增长。
其次,库珀教授认为,21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17世纪和18世纪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其说是储蓄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不如说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一个激励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制。如果他的世界观更确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不是提高储蓄,而是维护好这个机制和那些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的理由,包括产权明晰、法律健全、市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等等。
目前,由借贷过剩,金融衍生品复杂混乱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否说明库珀教授的见解不再成立了呢?■ (未完待续)
更多文章请见:哈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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