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美国剑桥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主讲的“公共财政”课程（Public Finance或Public Sector Economics），上一期“哈佛笔记”介绍了前半部分，主要涉及税收体系设计的三个目标，即高效、公平和简单，以及个人所得税。

　　本期“哈佛笔记”，继续介绍剩余的部分，包括企业所得税、利息避税、特殊减税款项、以及税制改革的可能性。

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所得税这一块，费尔德斯坦着重讲解“双重税收”（double taxation）：在企业利润中，企业要上缴企业所得税35％；当企业分红时，股东要再缴15％的分红税（divident tax）。

　　在小布什总统税改以前，红利都是像普通收入一样缴税。那些高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personal income tax）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远远高于15％，一般都是28％或33％。这些人是小布什总统税改的获益者。

　　费尔德斯坦言谈中流露出对这次税改的肯定，因为它降低了税率，减少了福利损失。

　　费尔德斯坦认为，“双重税收”使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到企业建厂房买设备；从更广阔的意义说，它使人们更倾向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是费尔德斯坦一直反对的。他的这些个人见解带有相当强的右派（保守派）色彩——反对高税率，大政府；鼓励储蓄，抑制消费。

　　而与其相反的左派（自由派）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双重税收”这个说法。他们不认为这是双重税收：“双重税收”这个词的本身就先入为主地带有情感色彩，是贬义的。他们认为，这些税都是股东、富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应该交的：如果富人不多缴税，穷人承担的起国家必需的花销吗？

　　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很深的经济学家从根本上对多储蓄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担心储蓄太多会导致总需求不足，把经济带入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