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楼瑞（Clay Lowery）对此并不认同，他在4月7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道德风险”无非是该项计划最大的挑战之一，但这一困境并非无法打破。除了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政府还可以限制其投资行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政府过多干预，是非常微妙并需要充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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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批评者认为，系统性风险管理者并非解决之道，因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直具有接管金融机构的权力，但仍然在接管大银行问题上“犹豫不决”。

　　“有一个监管者，与这个监管者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发展研究中心（CAP）研究员爱德华·派斯利（Ed Paisley）告诉《财经》记者。

　　但楼瑞反驳称，这一计划的宗旨在于“监管以前不受监管的”机构和产品，目的在于当SSF面临倒闭、系统性风险可能扩散时，政府要有足够的权力可以行使，以避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所有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不能因噎废食，”楼瑞说。

　　对该计划中关于对冲基金的规定，专家则担忧目前的提议可能“流于形式”：作为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投资者之一，定期公布他们的头寸和杠杆率，可能并不足以显示其所承担的风险规模。“他们的投资组合，每天、每分钟都可能在变，每个月或每周披露一次某一时点上的状态，究竟能够展示多少有用的信息？”有学者反问道。

　　对于要求“标准化”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集中清算，有担忧称，这仍不足以覆盖风险最高的“奇异”产品。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胡曼·沙德（Houman Shadab）就表示，这将给金融机构很强的动力创造更独特、更复杂的衍生品。

　　美国财政部实际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缺陷，因此在提议中称，“要求所有非标准化衍生品向交易主管机构登记，并在注册和确认交易、计价、担保、保证金交易及结算中严格执行统一标准。

　　“这就如黑客总能找到系统漏洞，而程序员需要一次次弥补一样。看起来好像总是被监管者领先，漏洞总是存在，但这场竞赛的结果仍然是系统安全性的提高。”有人如此比喻。

　　最后，批评者还指出，若美国独自加强监管，将使投资者失去兴趣，转而投向开曼群岛等管制较松的地区。“但这也正是G20峰会决定加强国际监管协作的原因，”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若各国均施行比较严格的监管标准，并确保各自政策不互相抵触，上述问题就可以避免。

　　在国际协作方面，最紧要的可能并非制定具体的政策，而是如何确保成员数目已经扩大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有效运作。楼瑞称，金融稳定论坛之所以被认为高效，原因之一是成员数量少，解决分歧相对容易。

　　“美国过去与日本和欧洲都无法协调一致，现在要面对中国、巴西等国家。各方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避免使新成立的机构成为‘摆设’。” 楼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