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在IMF代表权的提高，有可能触动美国垄断世界银行和欧洲垄断IMF的既有利益格局。新兴市场经济将有可能直接参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参与新规则的制定。不过，即使中国的代表权有所提高，与美国和欧盟的主导地位相比，仍无明显的优势，包括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讨论最后仍须由发达国家主导。

IMF改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图一）（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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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与代表权挂钩的增资，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是既要考虑到能力，也要考虑到公平性。王岐山副总理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增资应该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人均GDP水平和外汇储备资金性质等方面。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愿意增资的比例低于按GDP计算的比重。

　　相比之下，在代表权确定的份额之外，中国增资或有明显的优势。如果IMF以发债的形式提高融资规模，中国认购的意愿很高，同时也愿意循日本模式与IMF协商双边借款的可能性，但强调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合理性。

　　中国在代表权规定的义务之外对IMF增资，可以解IMF融资之急，也有助于减轻中国政府增持美元国债的压力，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提高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此外，也有利于突破现有代表权的约束，直接提升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

　　需要指出的是，认购IMF债券，可以避免国别信用风险，但无论是以IMF特别提款权（SDR）计值的方式增资，还是以其他外汇计价的方式增长，中国仍将面临汇率的风险。举例来说，IMF创设的SDR的人民币价值随与其挂钩的四种货币的汇率变化而变化，在人民币仍然主要盯住美元并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其波动幅度甚至超过美元（图一）。

　　就理论而言，SDR除了IMF的信用，其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分散各国汇率风险的做法完全是可复制的。根据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3月31日SDR计值的四种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比重分别为42.3%、36.6%、12.5%和8.7%，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按照这一比例持有外汇资产，同样可以达到与用SDR计值的资产相同的效果。

　　如果我们按上述比例将四种货币组成篮子，即模拟SDR（用CN_SDR表示），随着人民币与这四种货币汇率的变动，模拟SDR的人民币价值与IMF公布的SDR的人民币价值几乎同幅波动，如果适当调整比例的话，拟合度会更好（图二）。换句话说，SDR其实并不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