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华盛顿专稿/记者 李增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债将使问题复杂化，因为对许多国家来说，购买其债券都是避免储备货币价格波动风险的一个途径。因此很多国家有这个能力和意愿购买其债券，如果只允许IMF对中国等少数国家发债，则是对其他有盈余的国家不公。”曾参与设立G20组织的原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楼瑞（Clay Lowery）对《财经》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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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希望IMF增加一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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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举行题为“G20峰会能否拯救世界经济？”的研讨会。在会上，楼瑞表示，当前危机下，IMF急需在两个领域取得突破：改变自身治理结构与增加可用资源。

　　楼瑞于2005年11月至2009年1月担任助理财政部长，负责国际事务，包括指导美国在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立场和行为等。自1999年G7会议提出设立G20开始，楼瑞一直参与其中，并为去年11月华盛顿峰会的筹划和准备。

　　在当日美国发展中心（CAP）举行的另一场研讨会上，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柯林·布莱德福德（Colin Bradford）亦不倡导美国主张的“新借款安排”（NAB）以及日本提出的“双边借款安排”等方式。

　　“如果IMF需要与每个国家单独达成协议，那么多边会议的意义何在？”布莱德福德问道。

　　新兴市场在IMF的代表权和投票权显著落后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若希望他们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多贡献，必然需要给予他们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楼瑞说，“与其把问题搞得无限复杂化，不如直接允许中国增资并立即启动份额总检查。”

　　而在前一日的研讨会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世界不能只给中国施压，强调它要担起怎样的义务，而不给予相应的权利。

　　“中国国内也很困惑，”他说。一方面，中国想谋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当的国际地位和领导力；另一方面，本轮危机也使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担忧，中国自身的市场化、全球化究竟还要“走多远”？“对这一问题，目前仍没人能够给出答案。”

　　“在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时，无法避免政治格局随之发生改变。” 美国经济战略学家、《世界是弯的》（The World is Curved）作者大卫·斯米克（David Smick）在当日CSIS研讨会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