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

　　斯达温斯用最后的时间讲解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由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签署的《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在2005年2月开始生效。这些签署国承诺，在2008年到2012年按比例减排，即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这个条约允许碳交易，是市场手段。签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执行减排目标，所以执行渠道手段灵活。但斯达温斯认为，由于条约中的内在缺欠，即使当时美国签字，这个条约对改变气候变暖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这个条约不包括发展中国家。这是1997年美国参议院以95比0的投票彻底否决Byrd-Hagel Resolution 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并没有向参议院提交这个议案。

　　斯达温斯认为即使戈尔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即使John Kerry当总统，他也不会提交；因为人尽皆知，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环境条约是不可能奏效的。

　　其次，因为各个国家监管的环境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排放量大的公司，为了逃避管制和控制成本，可以选择到条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建厂，可以污染更多，生产成本更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

　　第三，这个条约仅仅设置减排目标，但没有明确执监督办法，也没有对碳吸收（carbon sink或carbon sequestration）与排放总量的关系有明确规定。

　　第四，这个条约允许签署国把这一年用不完的指标留到下一年用，但对以后的指标上限没有任何说法。斯达温斯认为这个条约是对这个全球性的长期问题的一个短期的、局部的缓解办法，还远远不够。

　　那么如何为2012年以后设计一套高效的、合理的、能通过国会的减排机制呢？斯达温斯似乎倾向于限制配额这条思路，因为“税收”这个词太敏感，“污染税”这个词根本不可能通过国会。

　　但也有经济学家倾向“污染税”这条思路，其主要理由是：限制配额这条思路虽然可以在美国国内使用，但是完全不可能引导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全球性环境条约，因为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污染上限。越是急于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就越不愿意接受配额限制 － 而正是这些国家必须要囊括在全球性环境条约之中的。他们认为，既然限制配额，并允许配额自由交易，其实质就是征税，那么就应该对全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进而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要治理环境，就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污染税”。

　　美国没有签署《京都条约》，但很多州都自发的通过各种手段执行减排计划。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高，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水准低；有的包括的范围比联邦政府要求的广，有的比联邦政府要求的窄。如果国家要制定一套机制，与地方不同，两者应该如何衔接呢？这套机制可以扩展到国际范围吗？如何使国家内部的减排机制与国际机制接轨呢？斯达温斯提出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设计问题，但没有时间展开，只能匆匆收尾。他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学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长达一学期的环境经济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