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 叶翔】最近屡有报道，呼吁银行成为经济发展的减震器，减少其顺周期的特征，从英国政府到汇丰银行均有此说。回顾《财经》2004年5月的一篇旧文，感慨系之。当时我告诉读者，外国金融体系已经在发挥银行体系的经济稳定器作用了。看来我对外国的情况还是知之不深，误导了读者。好在结论与观点看来并不过时，因此重录旧文于下，以飨读者。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在于，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可以学习的榜样，未来中国发展过程中要统一思想更加困难了。但也要求经济学家、学者，能够更加深入的研究，客观、公正，不唯上，不唯书(尽信书不如无书)，提出发展的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几起几落，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循环往复。

　　每一次收缩总会有一批金融机构倒闭，但幸存者却没有从失败者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些金融机构是不知道过热的行业风险高呢？还是明知风险高还要以身试险？

　　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经济过热，无论是总量过热，还是局部过热，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接控制银行的资金投放，实现对经济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中后期的经济过热，当时还存在信贷额度，调整手段是通过限制各银行的信贷额度。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过热，意识到主要是银行利用各地的资金市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等热点行业。调整的方法是限制银行向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长期资金，逐步脱离非银行业务与投资业务，并关闭地方的资金市场。90年代中后期，中国股票市场过热，我们的手段也不外乎是限制银行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我们喜欢把这种手法称作“釜底抽薪”，“断水源”，对经济的降温效果不错，可谓屡试不爽。因此，监控者对此手段似乎情有独钟。

　　由此看来，以往每次经济过热，政府调控的基本方法都是直接控制其贷款行为，简单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目的，但却没有发展成一种机制、框架或制度，把监管者、被监管者与市场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都给纳入这种机制中，使监管者不得不、且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评估、量化商业金融机构风险的能力，引导金融机构的其他利益人，特别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也能关心这些机构的风险，并发展出市场评估、测定、量化金融机构风险的能力，在这些内外共同的作用下商业金融机构也提高其评估、测定、量化资产组合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