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可能引发如下质疑：银行如何心甘情愿地将借入的相对廉价的短期资金置为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这个质疑实际上也揭示了金融监管趋严和银行盈利能力趋减的矛盾冲突。
　　为此，《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分析说，监管收紧固然会增加银行的运营成本、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并可能在今后提高银行的投融资成本，但银行成本的抬升可能通过消费者享用金融和理财服务成本的提高来得到补偿。虽然存在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压低消费成本弹性的可能，但是在全球金融监管成本一次性抬升的情况下，银行增加的部分成本是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
　　为了摈除外界对于严厉的金融监管可能扼杀金融创新能力的猜疑，报告特别提到：“未来金融体系将会继续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并且还将依赖开放的全球贸易服务以及自由的资本移动。”这似在揭示这样一个意义深刻的反思：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来自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而是来自于金融监管政策全球化的不足。
　　沈明高认为，从报告描绘的监管构想来看，还没有达到扼杀创新的程度，一些风险小的创新尚在许可范围内。虽然消费者的金融成本提高，金融活动可能会相应减少，但是大家不愿回到过去那种“疯狂的日子”、不想再走“大繁荣、大调整”的老路已成共识。在此情况下，如果能达成一种平衡，只要这个监管不会完全扼杀金融创新，这种监管就可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中国将会对此份报告采取何种应对态度，沈明高认为，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对中国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我们的流动性比较宽裕，资产质量比较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和美英的监管机构已经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我们抢得了先机。中国一方面可以采纳和接受这样的建议，但是要理解我们的短处，就是创新不够。有了更为开放的、积极的创新机制，两者合一，中国才有机会，否则中国会失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机会。”
　　该份报告长达60页，完成该报告的“提高规范健全度和加强透明度”工作组由印度央行副行长莫汉（Rakesh Mohan）和加拿大副财长麦克雷恩（Tiff Macklem）任联合主席。沈明高也提到了此份报告在呈请G20伦敦峰会时、以及在今后细化的过程中所可能遭受的风险。他认为，一些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监管制度的收紧。因而他认为，如果“既得利益者”英国首相布朗能站出来，在倡议建立全球金融监管制度上起主导作用的话，这对于未来全球金融框架的建立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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