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真正的信心来源于经济增长点。尽管长期增长速度将得到保持，但短期经济波动却不可避免，惟一维持信心的手段不完全在于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寻求近期的新型经济增长点。所谓经济增长点不是个别行业，而是与所有或绝大多数经济主体都相关的主导产业的确立。一个十年前成功的个案可供借鉴：中国以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和房地产业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促进此后十年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此形成了2000—2007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信贷资产、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收入来源、房地产业成功拉动了劳动力就业和相关行业的繁荣。反观当前，一个值得类比的政策启示是，什么行业可能担当今后振兴中国经济的产业增长点？如果缺乏增长点，则任何短期政策投入更可能导致的是要素投入的体外循环而非真正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和要素就业。
　　第三，当前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是要素投入体制改革。在主要行业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必须结合要素投入体制改革以形成“跳跃性”的总需求增长，恰如住房体制改革在瞬间推动数亿城镇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样。因此有理由认为，要素投入体制和相应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是必由之路，而以土地为载体的交易和金融制度将构成对未来要素就业和产出的主要推动力。这是因为，在要素构成中，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惟有土地经营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成为推动下一轮居民增收和产业形成的关键政策路径。一方面，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是中国惟一可能摆脱当前经济衰退压力的核心手段，而金融资源徘徊于城市与相对高端的客户群体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因此，如果在近期下决心实施土地经营权市场化和证券化，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投资基金，并在商业银行OTC市场销售推动社会金融资源真实流入农村地区，将有效拉动相对贫困阶层的收入增长。一个可供选择的改革策略是选择某些金融资源丰裕且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区域进行试点。其好处是既推动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又形成了以现代土地经营和农业产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围绕土地经营模式的变革，金融服务业应该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支持部门。如果金融产品与土地经营相结合，将同时提高土地和资金的产出效率，并由此形成新一轮梯次型产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