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真正全面履行框架公约所要求的控烟义务，就必须尽快出台一部全国性的专门法规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和岩】自2007年10月卸任卫生部副部长后，王陇德就一直致力于公共预防医学的推广和普及；而控制烟草的消费和使用，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年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的他，就联合了30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的议案”。
　　王陇德对《财经》记者表示，鉴于中国严峻的控烟形势，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法律，并实施更为严格的控烟措施，以维护公民的健康。
　　在该议案后，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危害预防控烟法》（草案）（下称草案）。《财经》记者注意到，这部由中国控烟专家拟就的法律“草案”，无论是名词定义，还是控制烟草消费、供应、销售及监管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国际上有关烟草控制公约全面接轨的显著特征。
　　不过，对于备受诟病的中国烟草专卖体制，“草案”未着一字。对此，王陇德解释说，“争取立法才是目的。”

中国责无旁贷
　　大量的流行病学、毒理学研究表明，烟草烟雾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中国现有3.5亿烟民，居世界之首；而遭受被动吸烟危害者，则高达5.4亿，其中仅15岁以下儿童就达1.8亿。2000年，中国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近100万，也超过了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
　　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保护中国公民免受烟草烟雾危害，2003年10月中国政府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的缔约国，这也是全球第77个签约国。2005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了《公约》；2006年1月，《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
　　《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公约》生效五年后必须全面履约。即到2011年1月，中国必须全面履行《公约》的每一条款。但目前时间已过去三年，中国的履约工作进展却差强人意。去年11月1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对《公约》中某些条款的强硬态度，曾一度遭致与会非政府组织的批评。
　　王陇德强调，对烟草使用进行法制监管，是国际上有效控烟的成功经验。但时至今日，中国仍未出台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法律。而《公约》第13条，就明确规定，“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采取立法的、行政的以及实施其他措施，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控烟法规，像北京就是一个例子。但由于这些地方法规位阶比较低，禁止场所有限且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达不到应有的法律效果。
　　他呼吁，随着全面履约期限（2011年1月）的逼近，“作为负责任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制定控烟的法律，控制吸烟，维护人民健康。”
　　
立法全面接轨
　　目前已经完成的“草案”，由7章、29条组成。跟以往地方制定的控烟法规相比，“草案”无论是名词定义，还是控制烟草消费、供应、销售及监管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公约》接轨的显著特征。
　　如“草案”第五条提出，增加烟草税收，提高烟草价格，禁止对抵档卷烟实施补贴政策。此外，“草案”还建议征收烟草危害防制税，将其应用于中央与地方的烟草危害防制、提供戒烟服务、帮助烟农及相关产业工人转产等。
　　“草案”第七条“卷烟包装标识与标签原则”则提出，卷烟制品包装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其危害或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禁止使用“低焦油”“淡味”或“柔和”等词语。
　　该条款还规定，烟草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装及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都必须带有说明烟草使用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和信息。这些警语和信息须经国家主管当局批准，应轮换使用，警示语应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宜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不应少于30%，同时配以健康后果的图片。
　　上述条款，几乎与《公约》第11条的要求如出一辙。
　　近年来，许多烟草公司在推销烟草制品中展示了诸多技巧。如具有隐蔽性的烟草赞助活动，常常被包装为“慈善行为”。《公约》第13条提出，“旨在、企图或可能企图直接或间接促销烟草产品或促使烟草使用，而向任何事项、活动或个人做出的任何形式的捐献”的烟草赞助，都应当属于被禁止的范围。
　　对于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草案”主张，实现室内100%无烟，并在有关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其公共场所涵盖的范围，与现有的法规相比也扩展了不少。

尽快立法是目的
　　“草案”还建议，由卫生部牵头，联合相关部委，邀请社会有关方面参与，制定国家烟草控制中长期计划，明确各阶段的烟草控制目标、措施，开展烟草控制项目，减少烟草使用和被动吸烟。此外，“草案”亦提出，应建立综合的烟草流行病学监测体系，并将其纳入常规的公共卫生监测体系中。
　　不过，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备受诟病的中国烟草专卖体制，“草案”未着一字。
　　据《财经》记者了解，最初的“草案”中，曾经对于中国烟草专卖体制是有所触及的。王陇德告诉《财经》记者，“之所以做一些调整，（是为）争取达到立法的目的。”
　　据悉，此番以议案的形式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并不是第一次。去年的“两会”期间，即有上150多名人大代表签名，呼吁尽快制定烟草预防控制法规；但同年10月，全国人大给相关人大代表回函却表示：条件不成熟，继续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从议案到列入立法计划，直至最后出台，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这一担心，王陇德却颇为乐观地表示：“现在的时机应该是比较成熟了，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因为在这个有过十多年烟龄的老烟民看来，与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目前全社会控烟的氛围要浓厚得多。
　　王陇德透露，之前的讨论中，教育部一位司长就提出能否在学校控烟，这给了他们很大激励。下一步他们将同卫生部、教育部合作，致力于“无烟校园”、“无烟医院”和“无烟社团”的创建。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无烟的环境中？”他对《财经》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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