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的过度僵化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财经网》专稿/经济学家 陆磊】明天，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将开幕。可以预见，宏观经济政策将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也将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增长压力的逐步显现，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必然表现为“双松”特征。然而，投融资体制的过度僵化在拉动内需的进程中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防止拉动内需中的体制复归。
　　具体来说，亟待深化改革的投融资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表现在，第一，我们很容易因巨额政府投资而复归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不足仍将成为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问题；第二，为维持政府投资，税收仍将维持较高水平，既伤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又降低了私人部门投资的积极性；第三，为配合财政性投资，持续的大规模信贷投入将直接意味着产能进一步过剩和信用风险持续上升，一旦出现某种经济冲击，必然造成银行体系的较大损失，最终仍将落实为财政成本。据此，在当前的宏观调控基本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必须加大对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力度，约束各级政府投资冲动，按市场化方式配置全社会金融资源。
　　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有：
　　一是必须变政府投资在拉动内需中的主导性，坚持以减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最终拉动消费的政策导向。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税收收入57862亿元（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比上年增加8413亿元，增长17.0%；全年GDP超过30万亿元，增幅为9.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240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一个值得警醒的比对是，在增长率上，税收收入超过GDP，GDP超过企业利润，且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接近20%。这说明，全社会总收入和增长预期必然随利润下降而下滑，且在收入分配上仍然存在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现象。尽管政府部门集中财力可以完成公共产品供给并直接拉动投资需求，但其体制性后果却是私人部门税收负担过重，扣除税收后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消费力依然不足。
　　二是必须遏制政府在融资需求中的冲动，坚持按照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原则配置社会金融资源。在经济低迷期，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大幅度降低，为满足政府投资扩张，各种设想呼之欲出。一方面，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和中期票据的呼声较高；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在研究所谓“项目资本金贷款”。须知，制度形成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综合。就地方政府发债而言，债务规模必须与财力相匹配，期限必须与政府任期相一致。就资本金贷款而言，自有资本的存在是贷款的前提，这是历次银行危机的基本教训，也是本次全球金融风暴的制度根源。在历史上，日本与韩国先后发生的银行危机都与忽视借款人自有资本有关，过高的企业负债率导致对信贷资金的滥用和产能的盲目扩张，最终触发了银行体系的崩溃及货币危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经因企业负债率过高而出现了银行的巨额损失，且这些损失最终都演变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成本，亦即金融改革成本。
　　三是依托金融创新有效动员全社会金融资源。自2008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对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冲击，金融资源再度集中于银行体系。根据中央银行统计，到2009年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8.1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8%，增幅比上年末高3.25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51万亿元，而居民户存款增加高达1.53万亿元。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表明，银行体系总资产超过60万亿元，为GDP的2倍。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要求或引诱商业银行把信贷资金配套于政府项目，而是通过金融创新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通过商业银行建立面向应该通过项目筛选建立产业或项目投资基金，向公众公告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台的可变现资产，并公开商业银行向该项目的预期借款额。通过向客户营销基金份额，既实现资本金筹集，又可以实现对项目的贷款，还可以避免政府过度负债所造成的金融风险。
　　投融资体制改革已走过多年，自身或他人的经验教训俱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就业等正当口号不应成为体制复归的借口。何以解忧？惟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