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不能再维持50%左右的高水平。中国国民的消费成本提高得越慢，劳动力成本提高得也越慢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叶翔】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美国财长认为，主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而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都要改变。美国不能靠借钱来消费，中国也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美国人开始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储蓄来支持投资。因此，预计在美国家庭去杠杆化过程中，美国未来的国民储蓄率将从过去几年的0—2%之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5%—6%之间，或上世纪80年代的8%—10%之间。而中国的储蓄率，则不能再维持目前50%左右的高水平。
　　美国过去30年间，生活水平提高，人均GDP从1978年的1万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4万多美元，但储蓄率下降。
　　中国则与此不同，过去30年的经验是，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储蓄率提高，或消费支出的比率在下降。具体看，人均GDP从1978年大约150美元，2008年近3000美元，但储蓄率在上世纪80年代大约在33%—36%之间，上世纪90年代大约在 37%—41%之间，本世纪大约在40%—50%之间。利用回归分析，大体上经济增长速度越高的年份，储蓄率也越高。 
　　日本的经验与中国较类似，储蓄率与经济发展也成正比，但增长方向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70年代约为30%左右，上世纪80年代降到了20%多，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储蓄率只有15%左右，进入21世纪则更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

储蓄率高的主因
　　对此，一些饱读西方经济学的有“学”之士认为，中国储蓄率高是由于政府占有过多的资源，导致国富民贫，造成居民的消费不足。因此他们提出，政府应通过减税，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消费。
　　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减税不失为一项政策建议，但不能罔顾事实！无需统计数据，明眼人也都不会否认，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程度，总体上是大为降低了。然而，储蓄率不是下降，反而上升。
　　尽管从数字上我们不能直接判定，到底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储蓄率下降，还是储蓄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常识告诉我们，人的消费是有惯性的，消费模式是稳定的。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减少消费，很大程度上受过去多年形成的消费习惯所左右。正所谓旧习难改，经济学称为“消费刚性”。比如，一个中国的农村老人，如果他突然得到了大笔财富，多数情况下，他会原封不动地存在银行，不知如何花费。同样，一个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的人，突然到了农村，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生活与消费环境。
　　因此，消费倾向是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紧密相联的，也反映时代的特点。一般说，年纪较大的消费保守，年纪轻的消费激进。即所谓代际差异。城市人口面对多样的消费方式与品种，消费多；农村人口，面对的消费方式与品种单一，消费少。即所谓城乡差异。
　　总体而言，中国人的消费特点是，对于日常支出，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对大宗的消费支出，则受储蓄的影响较大，先储蓄后消费。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关的，是与财富的迅速增长相联系的。特别是，如果人口结构中年轻人口的比例下降，城市化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储蓄率就会提高。换言之，储蓄率的提高，是由于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是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速度的结果。同样，美国的低储蓄率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表现为高消费、高的环境要求等，超过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结果。

财富的创造之路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让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消费的增长速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道不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问题在于，财富应该以何种形式持有。是表现为外国资产，还是本国资产？外国资产的话，是持有他们的企业、股票、资源、货币，还是债权？本国资产的话，是表现为良好的软、硬基础设施，工厂设备，高楼大厦，自然资源，还是有知识、有技能、精神饱满的文明国民？
　　当然，财富的最好持有形式，是能有利于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国这种财富增长超过消费增长的方式，是可持续的吗？
　　30年来，中国国民的财富积累，本质上是全国人民劳动的结果。中国国民将无形的劳动价值，转化为有形的财富，或通过输出无形的劳动价值，换取有形的资产。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调动全民积极性，学习、借鉴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从产品服务，进而管理机制，再进而架构制度，就是中国国民的劳动价值提高的过程。
　　在此过程的第一阶段，中国通过出口资源禀赋与技术性较低、价值低的劳动力禀赋，换取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以及满足生活需求但不能自己生产的消费品，如各种家电。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出口结构中，资源、能源、农产品以及来料加工的产出品，占绝大部分。在进口结构中，则是由资本品、用于来料加工的中间品与中低端的消费品构成。这一阶段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部门的政策目标，是创造外汇与节省外汇。创造外汇是尽量多出口，节省外汇是进口替代，哪怕并不盈利。通过这个阶段，中国建立起了许多生产基地，培训了大量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的劳动价值。
　　在第一阶段完成后，中国基本上不再依靠出口资源禀赋，但是仍然出口劳动力禀赋。不过，劳动力禀赋已经既包含技术性较低的，也包含具有一定技术性的。或者说，中国国民劳动的单位价值提高了，即生产效率提高了，积累有形财富的速度加快了。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有能力加工的产品线大大拉长。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的比例大大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90年代末的10%，而现在已经是5%。加工品的出口比例增加到55%以上。中国出口结构中主要由消费品、半成品以及技术含量较低或不高的资本品构成。中国的进口结构已经变化为由原材料、能源、半成品与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品构成。
　　因此，中国目前的进口结构，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现实。一是生产、发展中需要，但自己没有或不够的材料；二是生产、发展中需要，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会生产的资本品。还有少部分，是要消费但不会生产的高端产品。
　　欧、美、日从中国进口的结构，反映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些产品他们都会生产，但是他们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产品的高成本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绝对成本或相对成本高昂所致。

路径可否持续？
　　中国这种创造财富的方式是否可持续？这取决于：其一，中国的劳动力在全球经济中是否可以替代？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到各国的产品，经过此次危机后，欧、美、日自己生产的成本会低于中国吗？或者，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中国为他们生产吗？其二，欧、美、日等在此次危机之后，原来消费的中国进口品，以后就不再消费了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在现行的货币比价没有大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危机之后，欧美人改变其低效用的消费习惯，即频繁地更新同类消费品，以实现其效用，欧、美、日的劳动力成本基本上仍将十多倍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存在劳动力的绝对或比较优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劳动力相比，绝对成本大体相当或略低，但是由于规模经济、基础设施等形成的相对成本优势较为欠缺，中国国民的劳动力仍占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的软、硬基础设施越有效、企业的外部服务越有效，就越就利于中国劳动力的竞争。
　　美国的此次经济危机是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引起的，不是由于为对付通货膨胀，紧缩货币带来的周期性变化。而在未来，欧美的金融结构将发生大的转变。最重要的变化是证券化市场将大幅度萎缩，证券化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的融资将大为减少。
　　据美国一些机构估计，美国由于证券化市场停止运转，每年将减少1.2万多亿美元的消费者融资。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借钱消费，当证券化市场不再运转，美国消费者的借钱渠道受到影响，就只能依赖银行的传统贷款。这样，美国人将不得不改变其低效用的消费习惯，消费规模也会下降。因此，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上将有所减少，但是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习惯不会改变。
　　换言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改变，但中国现有向欧、美、日出口商品的格局不会改变。不仅如此，只要中国人未来还保持过去30年的勤奋、上进、好学的精神，中国就会努力学习制造目前尚无能力制造、而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这也是目前政府极力鼓励的，即产业升级。
　　果真如此，中国可供出口的产品线将会逐年加长，需要进口的产品线将越来越短。直到有一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加上学习成本，与欧美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为止。这将是中国加工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界。中国国民的消费成本提高得越慢，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提高得也越慢；中国国民学习得越快、越努力，劳动的价值就提高得越快，中国加工制造业的边界也就越大。
　　但与此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可能就会越发不平衡，即使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除非，欧美等国未来能发明创造出新的高附加值行业、并在较长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就像过去的金融业与IT业；或者货币比价出现大的变动，使欧美的劳动力相对成本迅速下降。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本国可供开发的资源储量下降，将引发本国资源开发的边际成本快速提高。因此，中国未来将需要从资源丰富、价格较低的国家进口资源与材料，中国的国家财富也将更多地分布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就像30年前中国与美国、欧洲的关系。
　　将来，中国从他国进口资源与劳动力，他国从中国进口资本、技术以及消费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财富积累速度，将取决于该国劳动价值提高的速度。
　　可以预见，只要中国的政策得当，未来全球经济的格局中，中国对欧、美、日出口的现有产品规模将减少，但中国将逐渐生产出口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同时，中国将进口更多的资源，甚至开始分包一些产品给其他国家生产制造。届时，中国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制造中心。
　　上述格局能否出现，取决于中国国民劳动价值的提高，是否超过劳动成本的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终究是国民素质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