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收入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政府干预的标准是看金融业发展是否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 叶翔】朋友相聚时常问我，为什么金融从业者的收入比从事工业或技术的人员高数倍，甚至数十倍？一位同学显得不平：“在大学时，不觉你们比我们聪明；工作时，也不见得比我们辛苦、勤奋，凭什么你们的收入要比我们高出许多？你们不觉得可耻？”
　　另一位朋友提出更深刻的问题，金融业到底为社会进步与文明做出了多大贡献，以至于此行业收入可以长期远高于其他行业？
　　我当时哑然。不过略加思考，我有了部分答案。

金融业四项功能
　　从经济学角度看，金融业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它的作用在于四个方面。　
　　首先，在不同行业间配置资源时，金融业的作用在于，能将资源配置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行业；其次，在企业间配置资源时，其作用是将资源配置于高效率、高生产力的企业；第三是促进经济活动的发生，主要发挥支付与结算的作用；第四，为企业创造一个低风险的环境，提供一个风险交易市场，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方便。
　　如果金融业较好地完成以上四个方面的作用，则间接地帮助社会创造了财富，对社会进步就有贡献。这样，金融业本身就应该得到很好的回报。此时，表现为金融机构有丰厚的利润，其员工收入可观。
　　如果金融业将资源配置到不当的行业，或低效率的企业，或增加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财富的减少。因此，金融业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金融业控制着全社会的资源，它本身的失败，就意味着全社会经济的失败，其影响是全面的；而个别行业的失败，影响是局部的。因此，金融业应该通过较高的收入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员，来保证金融业能够良好地运行。
　　一个朋友反驳道：政府政策也影响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啊？历史表明，多少国家从兴盛到衰败，往往都是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能从贫弱奋起而富强，相当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以此次金融危机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前的监管或政策不当，以及危机发生后处理失措的结果。中国30年来的发展成就，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英明国策。按以上的逻辑推理，政府的员工是否也应当拿高工资，甚至更高的工资？就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样？
　　政府的政策，确实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是一个公共部门，这就反而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应以利益为考量标准，原因有二。
　　首先，政府的政策效果往往是长期的，不能只用短期标准衡量；其次，政府政策的目标许多情况下是非经济的，难以量化，多数情况下也不能用经济目标来衡量。这样，公务员可量化的经济收入怎能与不可量化的标准进行比较、相互联系呢？
　　要吸引高素质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就要在社会中培植一种非经济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社会中要存在一种价值观：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服务于公共部门、服务于社会，是一种很好的人生体验，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同时，公务员也应该受到社会尊重。因此，公务员收入体系的设计原则，应当是使其能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发不了财。

金融业高收入之源
　　朋友继续追问，金融业也关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其员工的收入设计是否也可以参考公务员的作法与标准呢？
　　我认为，这就要看怎样的收入制度才有利于金融业四项功能的完成了。
　　首先，要看金融业如何在不同行业间分配资源。无疑，较多的资源应当分配给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与文明的行业。但是，哪些行业的发展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呢？更进一步说，即使认识到了正确的行业，如何在这些行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配置适当的资源？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应当说是全社会的责任，金融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会参与讨论。但显然，对这个问题认识正确了，并不仅仅是金融业的功劳；认识错误了，也不仅仅是金融业的责任。比如说，从资源配置上说，美国此次的金融危机，就是把资源过多地配置到房地产行业的结果。但在危机之前的多年间，社会上有多少声音质疑过金融业的做法，又有多少经济学家考虑过这种资源配置结构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呢？许多经济学家不是认为消费经济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吗？
　　换言之，在行业间的资源分配上，金融业不过是社会共识的一个代理，按照全社会形成的共识，将资源进行分配。它并没有特别的贡献，或者需要特别的智慧。因此，金融业也不应得到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在企业间的分配上，情况有所不同。它需要金融家分析、判断企业的好坏程度。而如何来判断一个企业好或不好，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亚于对一个人能力与品质的认识。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它需要分析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营销能力、组织结构、财务状况、企业文化、管理水平，企业家的品质、理念与意志，技术特点与竞争优势。既要看它过去的表现，更要判断它未来的发展；既要了解企业正常的经营能力，也要了解企业家的危机处理能力；既要分析企业本身的特点，也要分析这些特点的企业在现阶段发展的适合性；要关心个体如何融于整体，更要关心个体如何走出整体，这样的个体企业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要认识好的企业，需要金融家的知识与经验、努力与勤奋，这种认识能力是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即使你认识到了这个好企业，如何能得到这个好客户？它是价格竞争的结果，更是服务竞争的结果，可能也是金融家意志力的结果。
　　因此，金融业如在企业间配置资源上有较好的表现，就应该得到较高的回报。企业家影响的是一家企业，金融家影响的是多家企业。金融家在这方面有较高回报，有其合理性。
　　再看第三方面。金融业提供的结算与支付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运转的结果。它首先是一个系统的建设；系统建设完成之后，更多的是按程序执行。因此，许多情况下，支付与结算系统是由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控制，没有、也不一定需要很强的竞争。
　　最后，金融业提供的第四个功能，是为企业创造一个低风险的经营环境，即通过创造一个风险交易市场，来吸纳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而金融机构就是一个风险运营与管理的机构。吸纳、管理风险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应该能够补偿风险。这样，金融业的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这个行业的风险水平。竞争越激烈，风险就越大，收入水平就应当越高。
　　风险的评估、测定、定价与管理，无疑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这种困难不仅仅在于市场的不可预测性——这一点就像大自然中的一些风险，如地震、海啸等，其爆发往往猝不及防；更在于金融市场的运转与波动存在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主动与被动行为。因此，既有一定的规律，有时又显得毫无章法，让人茫然无头绪。风险的经营者，每天都要面对大量可知与不可知的风险。每天他们都在风险市场上比远见、比速度、比判断力、比决断力。他们需要有风险的承受力，包括财务上的、心理上的以及身体上的；也需要知识与经验，还需要勇气与胆略。因此，风险的经营者得到较高的收益，也有其合理性。
　　从现实中看，金融业各部门中收入最高的，基本上正是完成第二和第四类功能的金融家。前者如基金经理，后者如衍生产品的交易员。
　　现在的问题是，这部分金融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应该高到多大程度？政府是否应该对他们的收入水平进行干预？

收入的自我强化循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应该分析金融业是否通过市场竞争，存在一种收敛性的自我调节机制。比如说，某个工业行业如果存在高利润、高收入现象，那就会有新的企业加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供给增加，利润就会下降，行业的员工收入也会下降。
　　市场存在自我调节机制，而金融业的特点似乎有所不同。工业品或服务的需求，最主要来自于实际生产的需要，或实际消费的需要；而可交易的金融产品的需求，最主要来自投资回报的预期。因此，由于工业品或服务的短期需求并不会迅速增加，当供给增加时，将导致价格下降，利润下降。而当金融品供给增加时，可能会由于增加金融市场中的泡沫成分，形成短期的利润，带来更多的需求，使金融业的收入不会下降。
　　高素质人员进入金融业后，更可能的是不通过降低收入要求，而是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进行相互间的竞争，通过创造更多新的供给来吸引需求，特别是在风险交易市场上尤其如此。因为这些金融工具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并不直接，手段很容易变成了目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生产的工艺过程是物理的、稳定的，一旦确定下来，不受企业员工个人特点影响。人在此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较小。一定程度上，是人依附于工艺过程。而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或客户的选择过程中，对人的主观要求较高，如上所述，人也同时影响着过程。
　　因此，金融业的收入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收入增加——高素质人士加入——创造有利于短期收入的产品——推高收入，并使市场的发展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需要，也很容易让金融业人士的劳动价格严重脱离其价值。
　　特别是，人的思维还存在一种倾向：将成功私人化，将失败社会化。也就是说，喜欢强调英雄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容易将历史的倒退归咎于制度的因素。不是吗？经济繁荣时，华尔街就趾高气扬，不少人声称是自己的贡献，奖金大大的；经济危机后，我们听到的却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错、风险模型的错，奖金可不能少。这种倾向，更加剧了金融业收入增加的循环。
　　这种循环，需要外部的力量才能打破——或者是大的金融危机，或者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危机自然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政府的干预是否会扭曲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呢？这是许多人所担心的问题。要看到，如上所述，政府干预的基础是，金融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其社会价值。由此，政府干预的标准就是，看金融业的发展是否脱离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如何判断金融业发展是否脱离了实体经济需要？这就是个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