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驻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中美双方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包括中国减税、发展服务业与消费信贷，美国更多开放贸易投资领域，这样才可能减少中美及全球不平衡，《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

　　1月13日，《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海外专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举行，沈明高在“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一节的演讲和讨论中如是表述。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若仅着眼于短期内的“反周期”功效，则可能造成全球失衡的恶化。这次危机的根源是全球失衡，过度消费是美国金融体系“崩盘”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奥巴马新政府拟议中的约300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重点仍然在鼓励消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减税的意愿非常低，将保增长的重点放在增加投资和稳定出口上。只要外汇储备继续增长，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也在所难免。

　　“这些短期救经济的措施对于稳定目前的市场和经济是有帮助的，”沈明高说，但结果却可能加剧中美失衡，增加未来应对失衡的难度和成本。如何在采取反周期措施的同时，兼顾结构调整的需要，是中美两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结构调整需要通过“加杠杆化”的方式扩大内需，而减税与发展消费信贷均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手段，沈明高指出。

　　中国政府、中小企业和家庭都存在着“加杠杆化”的空间。在政府开支不变的情况下，减税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加杠杆化”的主要途径。对中小企业而言，改善它们资金的可获得能力应是“加杠杆化”的主要内容，这包括培育中小私营金融机构，加快中国公司债市场的发展等。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长期受到产品单一的制约，一个有效的消费信贷市场是平滑消费、鼓励适度提前消费所不可或缺的。

　　另一个结构调整的途径是发展服务业，沈明高表示。“中国不能拯救世界，但也不会拖全球经济复苏的后腿。”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快速、大幅度下调，一方面是外部经济冲击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中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不仅来自日益增加的非国有企业，也来自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的自律行为。

　　沈明高说，产能的快速调整有助于避免今年出现严重通缩，更为重要的是，在低通胀的环境中，使中国政府能够较快地推出刺激消费的计划。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时，是服务业“向上突破”的关键时期。目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40%，在未来10至20年间，这一比例有可能大幅成长为60%，其间，服务业很可能成为中国消费的新增长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刺激消费比美国鼓励储蓄要容易得多。”

　　最后，中国的结构转型必然需要中美两国的协调行动。沈明高认为，中美继续类似于“中美经济战略对话”（SED）的双边对话机制，对协调两国在解决失衡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政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样，如何使得双边对话成为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实用机制，中美双方需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建设性共识。比如，美国可以向中国开放部分“高科技”产品，而不仅简单依靠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美国也可以向中国开放更多的投资机会，鼓励部分资金流向美国，以缓解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沈明高说，中美两国协调行动，有助于避免两国失衡局面进一步恶化，处理好短期经济反周期措施的同时，推动两国中长期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