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前主席认为，一个是复杂衍生品危机，一个是传统银行危机，在监管和政策性问题上都有不同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真】陆家嘴论坛上，香港证监会前主席、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就去年夏季以来的次贷危机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作了比较。
　　沈联涛称，他离任香港证监会主席之后，个人的兴趣和精力都放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惨痛的教训上。当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他问自己，两次危机区别究竟在哪里？
　　沈联涛总结，第一点区别是，这是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的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是个比较传统的银行危机，也是货币危机。亚洲的银行基本还是传统的零售银行；而这次次贷危机是批发模式的危机。
　　他分析说，亚洲金融危机中，银行拿存款借贷给企业，企业过度借贷出了危机，银行就走出了危机；而次贷危机中，银行将房屋抵押贷款批发出去，给另外的机构去承担，许多银行也买了这种产品，就感染到整个危机出现。
　　第二点区别在于，次贷危机是衍生产品的危机，把债券装成复杂的衍生产品后，具有高度杠杆率和不透明性，一旦其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整个衍生市场就出现了恐惧。“‘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整个市场就没有流动量了。”
　　对于衍生市场的危机，沈联涛称，在监管方面，其个人的经验是，传统上有两个控制风险的做法，一个是质量审批，一个是市场审批。实际上，一般是采用市场审批、披露为本的做法，而这次次贷危机表明，这个监管方法可能是有不足的。
　　第三点区别，亚洲金融危机不但是监管的问题，也是政策性的问题。政策性的问题在于，亚洲面对的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即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这三者之中，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沈联涛认为，次贷危机也有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悖论，“是价格控制呢，还是数量控制，还是风险控制？你不可以三个完全控制。要完全控制价格、数量跟风险的话，那就是计划经济。怎么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沈联涛最后表示，他非常赞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所说，次贷危机不意味着创新错了就不要创新，还是要继续创新。但是继续创新需要平衡开放风险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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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首届陆家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