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为维持竞争力，正向居民转嫁成本；而如何转移居民负担的成本，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

      【《财经网》专栏·金融论道/专栏作家 陆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其中，货物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货物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顺差2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
      按照年底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7.31元人民币计算，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6.1%。换言之，如果出口减为零增长，则GDP增长率大约为7.2%-7.3%。回顾中国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最为艰难的1998年-1999年的情形，两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和7.1%；同期的出口总额分别增长0.5%和 6.1%。上述简单比较告诉我们两个宏观经济事实：经济增长与出口高度相关，出口零增长的实质影响不仅体现在当年，还具有跨年度的负面冲击。
      问题是，面对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而引发的需求萎缩，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所导致的中国产业竞争力下降，微观经济主体对抗风险的能力又如何？笔者所主持的课题组在2007年6月-12月间，对广东和山东（广东、山东两省经济总量和外贸规模合计占全国比例分别达22%和45%以上）的数百个出口企业进行的研究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面对汇率风险，分别约有60%和40%的企业选择“提高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与“提高品牌影响力或创立自主品牌”，作为规避和管理汇率风险的措施。那么，为什么企业不能把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作为对应手段呢？我们的调查显示，2005年7月以来，未提价企业占52.2%；而在提价的47.8%的企业中，仅约5%的企业提价幅度超过了同时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被调查的三分之二的企业将产品价格未能提升的原因，归咎于“国外需求对价格较为敏感，提价更多会造成销量的急剧下滑”。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多数企业不得不寻求“节流”，即降低成本的方式来消化升值压力。根据调查，约80%企业选择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约20%企业选择更换供应商，少量企业则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此外，为规避汇率风险，约15%的企业选择减少出口、增加国内销量。 
　　一方面，企业的避险行为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非对称增长。我们发现，出口企业尽可能尽快结汇，而进口交易则尽可能延迟付汇，这造成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我们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了企业每单位进出口所带来的外汇头寸变化：就2005年、2006年平均而言，企业每100美元出口会导致约42.4美元的结汇需求，而每100美元的进口仅仅导致约12.1美元的购汇需求。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本外币供求关系进一步紧张，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上升，产业竞争力继续下降。
      另一方面，对竞争力的担忧不仅仅是一个宏观问题，对企业的“吃饭”问题所构成的冲击更为直接和明显。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冲击已经成为对2008年以后景气周期的巨大威胁。在2006年二季度，压缩成本仅仅是排名第三的应对手段，但自2006年三季度起至今，它已经成为连续四个季度排名首位的措施。我们知道，企业的租金成本、借贷成本都属于硬性开支，通过技术更新所带来的成本下降非短期所能实现，惟一能够压缩的往往是劳动力成本——工资。这就是广东的GDP占全国的12.4%、出口占全国的39.8%，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仅为6.6%，远远低于全国12.2%增长率的微观原因。
      居民预期收入增长率的放缓，在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时期是非同凡响的。如果通货膨胀在最近继续保持较高幅度增长，特别是CPI构成中的“吃饭”因素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则企业压缩成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可见，我们的企业为维持产业竞争力，正在向居民转嫁成本；而如何转移居民所负担的成本，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当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考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再继续上调利率）和经营成本（降低所得税、取消营业税），甚至考虑直接补贴（实施面向居民个体的直接税收补贴）。
      即使不考虑存量，仅仅2007年度增加的11813亿元财政收入如何正确使用，就已经是一个足以应对产业竞争力下降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的重要砝码。因此，我们不是没有工具，问题是能否用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