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反复过两次了。您认为今年以浙江为起点的第三轮粮改，会不会重蹈覆辙？
　　陈锡文：浙江获得的成果会不会成为全国粮改的成果，还要打个问号。有两个深层次的矛盾，即使在开放程度很高的浙江，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第一个矛盾是即便浙江也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公平的竞争环境。
　　目前，粮食流通体制内的经营主体，一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享受着特殊政策扶持的，长成了巨型的原国有粮食企业；另外一头是1985年后，陆续产生但不断受打压的体制外的各类粮商。无论从资本量、社会联系，还是运作能力，两者的力量现在是明显不对称的。一个可以说是带有垄断寡头性质的组织，另一个是零散力单的小商小贩。但是，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不论粮食零售有多少点、多少人，进行大宗批发或者拍卖的竞争者一定不会很多。也就是说，与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竞争的其他粮食经营主体还有待长大。
　　问题是，只要政策性壁垒依然存在，小商小贩变成购销大户的成长之路就会坎坷而漫长。
　　比如贷款。现行政策是农发行的粮食购销专项贷款只贷给国有粮食收储公司，其他已获得从事粮食经营的主体仍然得不到这样的贷款。所以经营者之间的待遇依然是不平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粮食市场仍然是难以顺利发展起来的。

　　《财经》：我们在浙江农办采访时了解到，浙江农业政策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下一步浙江很可能采用公开拍卖，招标收储的形式，将粮食收储业务也放开。
　　陈锡文：那么还有仓储问题。粮库的投资和搞房地产差不多，而且还需要运输专用线等配套，所以资金需求量非常大，私营粮商根本没能力建设。1998年以来，国家投了几百亿元建粮库。现在全国几千亿斤库容，全部掌握在国有粮食企业手中。我知道浙江一些地方的办法是允许国有粮食部门将粮库向其他经营者出租。如果国有粮食企业现在觉得经营购销无利可图，当然愿意出租库容，但如果它发现经营有利可图，也完全能只自用而不出租。这样，竞争的另一方至少是没有仓储能力，因此双方的竞争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事实上，粮库是国家（中央和地方）投资建设的，国有粮食企业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为什么它可以独自支配这份资产呢？仓储本来应该是面向全社会的一个独立的经营行业，不管是国营粮商还是私营粮商，要存粮给钱就行，这样大家的地位才平等。
　　再有就是运输。现在私营粮商的经营量往往很小，要好多人凑到一起才可能获得运输资格，而原国有粮食部门与运输部门上火车、进港口，比私商就方便得多。
　　所以说，如果不能真正在体制和政策上打破长期形成的粮食独家经营的环境和条件，那么即使粮食的购销权放开了，这个市场也难以公平竞争，因而肯定也是残缺的。

　　《财经》：粮改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层次矛盾是什么？
　　陈锡文：影响粮改进程的第二个矛盾是地区经济差异。这是短期无法解决的。
　　目前推进粮改顺水顺风。一个重要条件是这几年粮食供过于求，处于阶段性过剩。因此，此时浙江从外省购买粮食就轻而易举。但是，我们观察到，供过于求的局面正一步步向平衡方面转化。去年全国粮食减产462亿公斤，总产已低于1995年的水平，今年估计还会略减，如果明年继续减产，3年累计将减产1400亿公斤以上。明年秋冬粮食供求关系就可能有变化。
　　如果未来粮食供求关系再次趋紧，那么以浙江的经济实力从外省买粮食理论上很简单，只要提价就行。但现实中还是会遇到困难——从总量角度讲，不存在问题，但粮食的价格水平，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群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0.3倍，浙江人均GDP分别是安徽的2.55倍、江西的2.67倍。也就是说，一个对浙江人来说不痛不痒的粮价变化，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成为对市民承受能力的一大考验。
　　粮价高了，产区的城镇消费者就要抱怨。因为他们没挣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那样高的钱，却要让他们承受被沿海发达地区拉动起来的食品价格水平。

　　《财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陈锡文：对政府来说，这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坎。不是粮食数量不够，而是粮价涨到一定程度，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社会群体会不安。怎么办？过去的办法是：回到统购统销老路上去。但历史证明那样做于事无补，而且代价惨重。所以改革不能倒回去，只能往前走。粮改再往前走，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粮食产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只有涉及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也包括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同时还要配套建立各项促使社会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立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稳定的政策等，才能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的背景下，顺利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
　　这个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像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生猪这样的大宗农产品，是所有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不论穷富谁都离不开它。必须承认，对粮价敏感的人，从绝对量讲在我国不是个小数。而且，如果地区发展和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对政府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就越来越大，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决定粮改会不会再次出现反复的关键性现实因素。■

《财经》200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