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新的“苏南热”，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
　　在中国现代经济改革史的辞典里，苏南的概念相对狭小，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辖的12个县（市）。这里的乡镇企业曾因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而占尽风光，而其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与浙江温州地区以个体经济与股份制形式发展乡镇企业很不相同；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就有了人们常说的内涵各不相同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较之备受争议的“温州模式”，打破了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又继续高扬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旗帜的“苏南模式”，在改革前期曾经获得了更多的青睐和师法。苏南式的高速发展使人称羡不已，“苏南热”曾风靡一时。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两种模式的评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加速转型，“温州热”迅速升温，大有蔓延之势；“苏南热”渐退渐冷，似已荡然无存。
　　世纪之交。于无声无息之中，人们惊异地发现，昔日的“苏南模式”似已不复存在，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93.2％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这一回，苏南人自谓是“只做不说”，观察家评价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过，苏南已经发生的事情，足以再度震动中国。

1、“牛”在两岸
“1999年冬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分管农村经济的一位领导来考察，问我，现在苏南改制进展怎么样呀？我说，改得差不多了，牛早已下河，现在已经过了河中央了，就是想抓牛尾巴也抓不住了。大家哈哈一笑。”

　　汽车飞奔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乡间公路上——可是你根本几乎分辨不出这里乡间与城市的界线。窗外疾逝的是一座座镶嵌着瓷砖的二层小楼、绿地和工厂，路旁会突然闪过一片童话中才会有的彩色尖顶屋，让人想到游乐园或是影视城，而那里居然是一家化工厂！
　　乡镇工业崛起带来的现代式富庶，在苏南几乎处处可见。可这里的人们不再像早年间大赞集体经济的好处，甚至不再像几年前，对正在发生的体制变化避而不谈。
　　2001年暮春，常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王益中对记者回忆起一段往事：
　　“1999年冬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分管农村经济的一位领导来考察，问我，现在苏南改制进展怎么样呀？我说，改得差不多了，牛早已下河，现在已经过了河中央了，就是想抓牛尾巴也抓不住了。大家哈哈一笑。”
　　又是一年多过去。如果按王的比喻，今天，这条牛已经上岸了。
　　上岸的“牛”，当然还记得昔日徜徉在彼岸的得意。
　　江苏的乡镇企业素有传统，源远流长。始于1958年，苏南就出现了一批以农具修造、粮油加工、土化肥、土水泥，以及棉织、针织、缝纫等为主的社办企业，而且在以后20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的起起伏伏中生存发展起来。至“文革”之后的1978年，江苏农村工业（当时称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980.79亿元，增加了6.42倍。至80年代末，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113.8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在“集体经济”的旗帜下，江苏乡镇工业的各项指标在90年代前期仍大步增长。1993年是新的高峰，前期增长以每年6成的速度让人惊叹，速度甚至高于80年代前期。至1995年，江苏全省乡镇企业总数为106.81万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1/3以上，农村工业产值占到省里全部工业的61.71％。
　　江苏的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苏南。在1995年之前，江苏乡镇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总产值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
　　王益中们，也曾为此而感到骄傲。

2、1987：蒋兴荣卖厂
1987年1月的一天，村委会全体成员和买企业的所有股东分别在各自的协议上盖章画押。蒋家村的乡镇集体企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苏南的乡镇企业所采用的，主要是大集体模式，村、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老板。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全民”，这种体制当然有其灵活的一面；但与其相伴相生的传统体制政企不分和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自始就不同程度地限制着经济的发展。
　　不过，江苏的乡镇企业从统计结果上显示出颓势，是1996年以后的事情。然而，如果从草根层面观察，在早得多的时候，体制约束就已显露，变革冲动就已萌芽。
　　最早的自发变革探寻就从“产权”开始。时间：1986年底；地点：常州武进市寨桥乡蒋家村。
　　这是个相对偏远的地方。从常州驱车前往，公路两侧，一眼就能发现房屋在变矮，农田在增多，经济差距在近两个小时的车程里显现得淋漓尽致。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是“天高皇帝远”。
　　当时蒋家村的支部书记叫蒋兴荣。事隔15年，52岁的蒋兴荣对记者谈起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80年代中期，蒋家村有4家村办企业，最大的化工厂净资产47万元，最小的塑料厂10万元。和当时苏南所有乡镇企业一样，这4个厂实行承包制。当年的蒋兴荣痛感承包制的最大弊端是“鞭打快牛”：“企业下一年的产值和利润指标是根据上一年定的，厂长们都不想搞大，还做假账。我想管，但是会计水平差，管不住。”
　　蒋兴荣是个精明人，他从1975年开始担任村支书，敢于自称自己是“寨桥乡的邓小平” 。他不能容忍4个村办企业一天天垮下去，整天琢磨着要改一改。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蒋兴荣很爱看报纸。“蒋家村离外面远，上级指示要好久才能传达下来，不如看报纸快。”1986年冬日的一天，他从一张报纸的报尾上看到介绍“股份制”，很觉新鲜，便突发奇想，“不搞承包了，也搞股份制，把4个厂都卖掉！”
　　他把村里的“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一个村主任，两个支委，一个会计——找到家里开个会，大家都听他的。再把承包厂长们找来，免不了讨价还价。最终确定：4个厂统统卖掉，几个股东分5年付清全款，期间支付利息。蒋兴荣把这个办法命名为“股份所有制”。
　　1987年1月的一天，村委会全体成员和买企业的所有股东分别在各自的协议上盖章画押。
　　蒋家村的乡镇集体企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记者从蒋兴荣家中，找到了一份当年的“股份制”协议。协议是三张油印纸，已经暗黄、破旧、残缺不全，上面写着“关于村办塑料厂股份制的具体实施协议”。勉强可辨析的原文如下：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富起来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指示精神。我村根据现有村办厂的情况，为更好地搞活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为更进一步完善企业发展的生产责任制，提高生产力；更进一步彻底调动企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为此，村委和企业负责人共同协商探讨，把现有村所有制企业性质转为股份所有制企业。具体实施协如下：
　　一、塑料厂现在所有应收应付余额和全部固定资产估价10万元转移给以……为代表的各位股份者。款额交清后该厂的财产权、分配经营权全归股份者所有，企业全权以代表为主。
　　二、10万元总金额分年度摊还。未摊还款额利息按年息10％每年上交……
　　三、如有政策变动，影响此形式的正常经营，村需按实际上交财产款额全部退给股份者（新增加设备财产，另行按实用价值结算与股份者）。企业如因为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停产或破产，所有账面应收应付款，应有股份者承担……”
　　在第二张纸的最后，盖着村委会和塑料厂的公章和一堆私人图章，落款时间为“一九八七年元月”。
　　尽管今天的蒋兴荣承认当年的他并不真正懂得“股份制”，但并不妨碍他搞的“股份所有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行承包制时，4个厂动不动就要“亏本”，1986年时总产值不满500万元；改制后第一年的1987年超过了500万元，1988年达到1000万元，1989年达到2000万元，1995年为一个亿。到1994年，当年的股东们付清了买厂的全部欠款。

3、改制早班车
宜兴的改制，曾受到来自无锡市乃至江苏省的很大压力。据说当时省里的领导下到宜兴考察，考察重点之一就是“集体经济是否受到了冲击” 

　　蒋家村的大胆改制，两年后才被县里获知。据说是因为镇党委书记和蒋兴荣“不对付”，到县里告了一状：“蒋家村现在都成了私营企业了！”县里取消了对蒋家村企业的减免税优惠待遇，但鉴于生米已煮成熟饭，并未强令集体企业还原。
　　然而，蒋兴荣之所为，只能是历史深处的一记绝响。在苏南，整个80年代是大集体模式不可撼动的时代，“村办”、“镇办”处处红红火火；少数私人经济受到限制压抑。绝大多数人不愿意、也无法正视“集体经济”的某些制度障碍，更不会想到放弃这种模式。
　　直到5年之后，自觉的、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改制”，才真正在苏南乡镇企业中成片破土。这次的主角是宜兴市。
　　1992年7月10日，由宜兴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牵头，包括宜兴农村工作部、宜兴市计划经济委员会等几家机构，联合下发了《宜兴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意见》。《意见》规定，根据合作企业投资主体的不同，将股权设置为集体股、法人股、个人股三种。根据资产的性质，集体投资形成的股份为公有股份，在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总额中，公有股份一般不能低于50％。
　　1993年，宜兴在试点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宜兴市体改委、计经委、农工部关于加快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实施意见》，在集体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基础上又推出“影子股”。所谓“影子股”，是指老企业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资产评估确认的原有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结余以及分配储备金，可以切出一块资产（一般控制在净资产的20％以内）按现有职工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工龄长短以及岗位职责合理分割，折股到职工名下，但其产权归集体所有，不能继承转让，个人只享受股金分红。实行“影子股”的企业，必须实行个人现金配股。
　　为什么最早的有组织改制会出现在宜兴?现任市委书记史祖能这样解释：“相比于苏州、无锡等地，宜兴的乡镇企业起步晚，基础差，规模小，抵抗风险的能力低，乡镇企业的种种毛病在我们这儿较早地体现出来。这也是穷则思变。”
　　宜兴市和桥镇副镇长蒋顺虎则将自己在当时的角色比喻成“救火队长”：“镇上400多家企业，30多家亏损，每天来讨债的围着镇政府转，头痛得很。”
　　宜兴的改制，曾受到来自无锡市乃至江苏省的很大压力，据说当时省里的领导下到宜兴考察，考察重点之一就是“集体经济是否受到了冲击”。
　　鉴于此，早期宜兴改制只能在暗中进行，步子也是且行且停。1995年以前，宜兴乡镇企业只改了30多家，主要的形式是将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直到1995年之后，宜兴改制才有机会在本地大规模推进。
　　和宜兴同属改制早班车之列的，还有武进市的邹镇。
　　邹是一个3万多人口的小镇，1993年时有17家镇办企业，50多家村办企业，日子过得不咸不淡。镇上有一个管理集体企业的经济组织——实业总公司，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邹寿海任实业总公司的董事长。
　　如今已经退休、头发灰白的邹寿海清楚地记得改制的发端。那是1993年5月，实业总公司召开例行董事会，讨论如何使乡镇企业上一个台阶。会上大家议论起承包制的弊端，慷慨激昂，都认为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龙潭村村支部书记张志明会这样发言：“我们的企业机制非改不可。我们村里的电镀厂，亏损了好多年，搞不下去，告诉你们吧，我去年就把它给卖了，卖给原来的厂长，现在状况挺好。”
　　一语既出，举座皆惊，紧接着便是赞同之声。就在这次会上，大家达成共识——改制。目标是明晰产权，集体资产从企业中退出来。
　　邹寿海私下里找到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书记私下汇报，书记表示：不支持，不反对。这其实是默许。时年53岁的邹寿海下了决心：“反正我50多了，搞成功了最好，搞砸了大不了下台，没啥了不起。”
　　1993年6月，邹镇下发《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的若干规定》。一个月后，第一个试点彩印厂改制启动；8月，改制全面推开；到年底，17家镇办企业改了13家，只剩下4个规模大一些的企业，因为净资产多，一时还没卖出去。
　　就在这时，卖企业的事让县里知道了。邹寿海开始逐渐感受到压力。1993年11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县委领导发话说：“有些地方要当心哪，国家在抓大放小，你怎么能把企业都给卖了？‘放’是放活，不是说要卖掉。”
　　自那以后，邹镇剩下的4家大企业改制步伐停止。虽然厂长积极要卖，邹寿海不敢答应，他对他们说：“国家说要‘抓大放小’，你们是‘大’，我不敢放你们啦！”
　　两年后，随着改制的大势所趋，在1995年苏南第一次改制高潮到来时，这4家企业还是走上了卖的道路。只是这4家企业全垮了，其中规模最大的毛纺厂，1993年时净资产300万，此时变成了零资产。
　　邹寿海只有暗自抱憾。

4、危机引爆
各级乡镇政府在日益攀升的高额负债中坐卧不安。因为贷款规模在1994年以后受国家信贷计划的严格控制，许多企业开始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这是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难以及时偿还而引发的事件便频频发生

　　时光走到了1996年。三年前宜兴乡镇企业提前感受到的肃杀，此时渐渐地被苏南其他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们体会到了。
　　1992年后，伴随着经济的又一轮扩张，苏南乡镇企业登上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随即便转向加速度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个百分点。
　　此时，集体企业早已存在的制度性弊端也愈演愈烈。市镇乡各级政府不仅直接插手乡镇企业，而且凭借新设立的农工商公司牢牢掌控企业大权，从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资金来源，到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利润分配、财产处置，全由上面说了算。农工商公司负责人的任免，则由市委组织部作出决定。昔日的“大集体”，越来越显示出“小全民”之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南模式的内在制度性缺陷被持续高涨的投资冲动与热情所淹没，发展的浪潮覆盖了所有问题。到了1994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苏南的乡镇企业初次从整体上领略到一股寒意。
　　紧缩所引致的资金短缺，加上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市场的约束力不断增强，使得不论何种规模的乡镇企业、哪一级别的领导，都明显感受到压力和苦恼——那就是巨额的企业负债。
　　据统计，苏南乡镇企业全部资金利税率由80年代中期的20％左右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5％到6％。以苏州为例，1995年，苏州市乡镇企业资产总额为879.40亿元，负债总额为542.3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67％，如按15％的年息计算，全年就要付息40.5亿元。江苏省社科院研究苏南问题的专家组通过实证方法，随机抽取了苏州市吴县、吴江、太仓、昆山4市6个乡镇111家镇办企业1995年的报表资料进行调查，发现其资产负债率为70.43％，其中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58.56％，负债率高于100％的企业占到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8.92％。
　　各级乡镇政府在日益攀升的高额负债面前坐卧不安。因为贷款规模在1994年以后受国家信贷计划的严格控制，许多企业开始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这是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难以及时偿还而引发的事件便频频发生。
　　1997年，无锡市钱桥镇的村民愤怒地拥上312国道，阻断交通数个小时，原因是当地乡镇企业因亏损导致几百万集资款不能及时偿还。此事虽经政府出面设法解决，但已闹得沸沸扬扬。此后，同样的缘由，上千名镇江的村民堵住京沪铁路，据说事情还惊动了中央。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被债务引爆了。至此，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改制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5、自下而上
原无锡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浦文昌这样概括：“这是一次下面推着上面走的改革。因为基层政府最先感受到了不得不改制的压力”

　　常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王益中谈到改制时曾说：“照我看，改革或不改革，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利益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你就会选择改革；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唯书、唯上、唯文件的人，你就可能选择不改革。”
　　原无锡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浦文昌则这样概括：“这是一次下面推着上面走的改革。因为基层政府最先感受到了不得不改制的压力。”
　　1995年至1997年，苏南出现了第一次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改制高潮，以清晰原有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关系、消除政府过度控制为目标的苏南乡镇企业私有化行动，在整个苏南渐次展开。
　　1995年11月，吴县胥口镇苏州吸尘厂吴县一分厂采取存量折股的方式，把单一的镇办企业改组为个人股占30％、镇有股占70％的股份制企业，其中个人股东占职工总数的16％，决策层持股占个人股总量的40％，而厂长一人独占17％。他们还规定个人股可以在企业内部转让，允许继承和馈赠，但董事、厂长与财务主管等主要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个人股不得转让。
　　吴江市盛泽镇从1995年开始进行乡镇企业改制试点。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沈营宝告诉记者：“上面当然没有号召，但也没有明确反对。”盛泽镇将此宝贵的沉默当做默许，随即加快了改制步伐。
　　曾经开出改制“早班车”的宜兴，此时也加速推进，主要采取两种形式，即股份合作制和拍卖转私营。
　　所谓“股份合作制”，即兼具合作制与公司制的双重特点，“一人一票”与“平均分配利润”并存。具体做法是，将现有的集体企业资产折成股份，同时吸收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投资入股，存量折股，增量扩股，通过职工资本的参股，使资本与劳动实现双重联合。至1996年，宜兴共5000多家企业改了3000多家，其中股份合作制1900多家，拍卖转私营1100多家。
　　而在整个江苏，至1996年底，全省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共有71407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79.86％。

6、“只能干，不能说”
那年月，在宜兴市的一次次改制工作会议上，通用的口径是：“股份合作制就是公有制！”各地甚至普遍准备了两个版本的汇报材料，省里来人调查，先察言观色，如果倾向于改制，给真实的看；反之就拿出另一本

　　今天回过头看，1995年至1997年是苏南改制企业数量突飞猛进的阶段。如同春天大地蛰伏后的苏醒，被压抑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了。
　　然而，伴随着改制，一种声音始终若隐若现，具有无形的威慑力，——“把集体经济都改掉了，还是社会主义吗？”
　　作为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发源地，苏南改制比起其他省份，有更沉重的传统包袱和观念桎梏。
　　时间已过去7年，宜兴市委书记史祖能回忆当年的磨难仍然不无感慨：“1995年时，还是在讲苏南模式。当时省里压力很大，1995年至1996年间，省里来过5个调查组，调查的核心问题无非是两个：一是集体资产是否流失，二是是否还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
　　尽管没有出现过行政干涉，但这种调查隐含的态度无异于一柄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这种威慑也许可以解释那一阶段为什么很多改制搞成股份合作制的原因——股份合作制企业多少还有点“集体企业”的影子，比较“安全”，上级领导的“关”好过，下层的“思想”也相对容易疏通。也许，这就是历史给定的选择。
　　当时无锡市委领导对宜兴改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无锡市委书记甚至对史祖能说：“你们只管干，不要说。”
　　对这种暗示，史祖能心领神会。他知道，正是因为宜兴目标小，改制才能进行下去。有新闻单位来采访，一概拒绝。那年月，在宜兴市的一次次改制工作会议上，通用的口径是：“股份合作制就是公有制！”各地甚至普遍准备了两个版本的汇报材料，省里来人调查，先察言观色，如果倾向于改制，给真实的看；反之就拿出另一本。
　　直到两年后，中共十五大召开，改制成为人们争相使用和用以标榜自己思想解放的词汇，宜兴市的改制才敢公开浮出水面。
　　1997年秋天，十五大刚一结束，宜兴市即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外界公布了这些年来改制的事实。
　　对那次新闻发布会，很多当年参与改制的人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终于可以说了！”他们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

7、“拉锯”岁月
会场弥漫着惊疑。“这不是自己批自己？他到底代表哪一个他？”

　　就在苏南的改制意识和改制实践在基层逐渐积累、回旋的时候，从另一个方面，落在了实践之后的江苏省政策面也开始出现松动和变化。苏南模式是否需要改变、改制是否应该进行、应该如何进行，围绕这些方面的拉锯战一度分外激烈。
　　1994年4月，一年一度的江苏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丹阳召开。
　　事先人们已经预知，这次会上，将由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作关于乡镇企业改革的主题讲话。讲话的主要精神已通过曲曲折折的途径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知，即明确要求乡镇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并提出了集体企业改革的五种主要形式为：改制一批（直接改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转让一批（对“小而亏”企业转让所有权或使用权）、嫁接一批（与国内外企业合资合作）、组合一批（骨干企业引入股份合作机制，组建企业集团）、升级一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企业组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事实上，准备讲话的书记对这份发言稿也表示认可。
　　然而开会的那一天，与会者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副书记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念稿，同时又不时抛开讲稿讲了一些与之相矛盾的内容，如要求集体资产在改制企业中控股，保证以增量扩股为主、存量不动等等。
　　会场弥漫着惊疑。“这不是自己批自己？他到底代表哪一个他？”
　　台下疑惑的听众后来才知道，副书记的讲稿在会前传阅时受到省里某些领导强烈的质疑。副书记颇感压力，临时作了现场修改。
　　会后不久，一份以副书记现场讲话为蓝本的文件下发。
　　文件下发后的一段时间里，改制有所进展，但由于强调集体资产必须占大股，对公司管理层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结果改制的质量不高。
　　此后一年中，“收”的举措以各种形式不断出台：
　　——1995年7月2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无锡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镇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借鉴无锡县的管理办法和经验，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其保值增值”；
　　——同年8月3日，全省乡镇企业改革座谈会召开，一位省委领导在讲话中强调“乡村集体企业改革要坚持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总方向，确保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集体控股为主、增量扩股为主，对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不要轻易卖掉”。同时决定在各级农工部设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同年10月，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乡村集体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深化改革”的字样下，重点是要“切实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管理机构”。
　　此时已是90年代中期，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朗，谁也不会公然反对改革。不过，不同的“提法”，不同的侧重点，通过各种文件与领导讲话控制着改革的方向和节奏。这些表面上均找不到任何毛病的“提法”之间的涵义和弦外之音是如此微妙，局内人一望可知，局外人则完全如云山雾罩，不知今夕何夕。
　　“收”的导向到底有何等的影响力，在多大的范围内发挥了作用，这是无人能说清楚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上面”“收”的力度最大的时候，底层的改制实际行动一天也没有停止。
　　又是一年春草绿。苏南乡镇企业颓势日现，而相邻的浙江却蒸蒸日上。改革的冲动在年后再度抬头。
　　1996年5月22日，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江阴召开。省委书记陈焕友亲临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自设禁区，不画框框，不搞争论，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加大乡镇企业改革的力度，在发展集体控股的股份合作制的同时，鼓励其它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强调提倡个人现金投股、经营者多投股和逐年增股，积极发展农村个体私营企业”。
　　这次会议特别要求各市、县党委或政府的一把手出席。
　　据当事人回忆，为了召开这次会议，有关部门在会前组织了三次调查研究，还开了两个省委常委会听取汇报。第一次汇报后，陈焕友要求：“不管怎样，这次会上省委对乡镇企业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明朗的态度”；第二次汇报后，陈焕友又指示，“在乡镇企业改革问题上，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要说到什么程度”。
　　这两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表态。会后半年，苏南改制有了较快的进展，时序上正好对应苏南改制的第一次高潮。
　　然而，5个月后的1996年10月27日，情况再次出现反复。在一个全省乡镇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省里另一位主要领导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是：在放开搞活小企业上“要求过急，方法简单，形式单一，出现了一些一刀切、一阵风现象”，并且批评一些干部“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缺乏全面认识，有的对搞好集体企业信心不足，片面认为小企业‘一卖就灵’”。
　　风向标似乎又在瞬间转向了另一方。这一年的变迁，就是记者在基层屡屡听说的“上半年进一进，下半年退一退”。
　　拉锯中，岁月在流逝。

8、转折1997
对于苏南改制来说，苏州会议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多年来一直悄悄进行改制的基层干部才真正获得了尚方宝剑

　　一年后，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9月，中共十五大闭幕后，江苏省委筹备召开一个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9月28日上午，在为讨论这次扩大会议主题讲话而举行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陈焕友拦住别人的话头，点名要当时的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发言。
　　邹自1993年始就担任省乡镇企业局局长，直接从事乡镇企业改制的操作工作。这一年，他先后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到浙江、山东及省内进行调查，通过比较，指出江苏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的根源是改革上的滞后，而改革滞后归根结底是思想解放上的滞后，导致了认识和行动上的几次反复。报告在省里高层曾颇有争议。
　　被书记点名发言，邹国忠暗想：这是要我当炮灰啊。他咬咬牙，说：“既然点我名讲，那我就实话实说。”
　　“对，实话实说。”陈焕友肯定。
　　邹国忠随即以事先写好的《我省乡镇企业改革的基本情况和对策建议》为蓝本，提出江苏省解放思想的关键是重新正确评价“苏南模式”，处理好江苏“第三次机遇”和“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关系，并具体设计了推进江苏乡镇企业改革的种种方法。
　　一周后，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在南京召开。在第三天的会上，陈焕友作了讲话，首次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镇企业要“敢于自我突破，再造机制优势”。
　　就是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被《中华工商时报》以“陈焕友反思苏南模式”为题刊登，《报刊文摘》等媒体纷纷转载。尔后，据说由于受到来自一些“老同志”的压力，陈焕友又公开出面否认他说过“反思苏南模式”，一时引起议论纷纷。
　　20天后，即10月26日至28日，贯彻省扩大会议精神的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11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下发，正式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单一的集体所有制结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大力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意见》一并对骨干乡镇企业、中小型乡镇企业的改制方法提出了指导意见。
　　对于苏南改制来说，苏州会议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多年来一直悄悄进行改制的基层干部才真正获得了尚方宝剑，改制也由此获得全方位进展。集体资产通过各种形式全面撤离苏南经济，集体经济的大幕快速闭阖。
　　从此以后，江苏省在改制问题上再未出现大的反复。在这个意义上，1997年是苏南改制的转折之年。

9、必由之路
过去踯躅不前的地区迈出了第一步，改制步伐较慢的地区加快了进度，更多的是那些曾先行一步、但改制不彻底的企业，着手把保留的集体股份从企业里全部清出，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私营工商户——这种做法后来被学者们总结为“二次改制”

　　苏州会议后，从1998年到2000年，苏南改制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系列举措接踵而来——
　　1998年8月，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了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工作会议，倡导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1999年8月9日，省委省政府在南京召开全省大中型乡镇企业工作会议，9月21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大中型乡镇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
　　2000年5月30日，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吴江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年来的改制情况，提出要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促发展。
　　几次会议期间，过去踯躅不前的地区迈出了第一步，改制步伐较慢的地区加快了进度，更多的是那些曾先行一步、但改制不彻底的企业，着手把保留的集体股份从企业里全部清出，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私营工商户——这种做法后来被学者们总结为“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进行得汹涌澎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加速度状态。
　　宜兴在这一阶段循序渐进，市委下发的文件的提法不断升温，先是提“经营者控股或占大股，职工自愿入股，集体可以参股也可以不参股”，接着提“提出优化股权结构，集体一般不参股”。具体的重点对象是两类企业，即“大而盈”和“大而亏”。
　　宜兴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徐肇基介绍说，“大而盈”企业可以采取切块出售的办法。最难办的是“大而亏”，一个烂摊子，白送也没人肯要。他们在实践中想出了几个办法：一曰“建新租旧”，二曰“划小核算单位”，第三个更是活灵活现，叫“荷叶打包法”，即对那些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个厂长经营的企业，责令厂长无条件背下企业，否则就要查账。
　　“这一套理论上说不通，操作中可行。”徐肇基说。
　　至2000年底，宜兴集体资产基本上从企业中全数退出。
　　常州的改制搞得较早，至1999年7月份，改制面即达到98％，但改得并不彻底。2000年7月，常州市召开全市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一退二转三买断”：一退，集体资本从乡镇企业里退出来；二转，股份合作制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化，私营企业向公司制转化；三买断，买断厂房，买断职工工龄，买断土地使用权。
　　到目前，常州“一退”的工作基本结束，“二转”和“三买断”正在进行。具体操作人士告诉记者，难度最大的当属买断工龄和土地使用权。前者涉及职工和企业的身份转换问题，后者牵涉到很多政策性问题，很难厘清。
　　吴江市盛泽镇，1999年至2000年走上了“二次改制”之路。镇办集体企业全部出售，包括其中“鹰翔”、“艺龙”两个大型集团。这两个企业资产巨大，仅“鹰翔”的总资产就有10亿元之巨，怕个人买不起，就切块出售，分成4块分别卖给了个人，转制为私有企业。

10、余音未绝
“摆平就是规范。只要改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能处理好，政府不操心，银行不追债，厂长能接受，职工也挺高兴，那就是规范了。哪有什么纯理论的规范？”

　　至20世纪末，苏南改制已近尾声。至今苏南地区已有97％的乡镇企业完成了改制。
　　苏南改制尤其是“二次改制”，带来了戏剧性变化。据江苏省工商局统计，到2000年6月底，江苏省私营企业已达15.16万户，从业人员190.93万人，注册资本793.94亿元，分别比1995年底增长2.67倍、2.81倍、5.45倍，年均递增率达35％以上。工商个体户达137.99万户，从业人员257.29万人，注册资金182.4亿元，注册资金和从业人员分别比1995年底增长135％和12.32％。
　　据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2000年11月中旬的一份材料称：“全省乡镇工业增加值净增额的95％来自个体私营企业。”
　　苏南转制也并非“一私就灵”。吴江市盛泽镇兴桥村的丝织厂1998年转制，采用“动产出售、不动产租赁”方式，以14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能人”王志明，厂房、土地及电力设施租赁费每年25万元。王在买下该厂后，只花费40多万元调整产品品种，并未改造已经老化的机器设备，最后由于产品质量问题，企业运转失灵。王连夜潜逃，至今下落不明。
　　更严重的是所谓“集体资产流失”。记者在苏南采访期间，就听到许多有关转制过程中集体资产“大出血” 的议论——当权者通过将集体资产低价评估，攫取公共资产塞入私家荷包。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支行会计师张大典的一份关于悬逃银行债务的调查报告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一种担心。报告称部分企业通过改制，有意悬空银行债务，使银行蒙受巨额损失（参见《一份来自银行的报告》）。
　　产权如何界定是另一个被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在“分”与“卖”的过程中，关于“谁对集体资产拥有索取权”一直有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乡村集体企业的财产应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属本社区居民所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属于企业职工所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资产应属于投资者所有。
　　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乡镇企业资本原始积累和发展过程中的追加资本来自不同的途径，且无法一一加以明确，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
　　屡被指责的是权威资产评估机构的缺乏。在苏南改制的过程中，集体资产有的由乡镇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参加评估，有的由企业经营者参加评估，还有的由股东代表参加评估。评估者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团，低估集体资产成为一个屡被质疑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基层的人们却有自己的判断。在整个苏南之行中，不止在一个地方，记者几次听到一个提法，叫“摆平就是规范”。
　　常州乡镇企业局局长王益中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说：“苏南的乡镇企业本来就是在不规范中发展起来的，起步就不规范。比如说‘集体企业’，当初实际上就是私人打着集体的牌子建起来的，产权怎么定？再比如前几年搞的‘股份合作制’，有几家是真正的股份合作？起点和过程都不规范，你要规范怎么改？”
　　他的结论是：“摆平就是规范。只要改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能处理好，政府不操心，银行不追债，厂长能接受，职工也挺高兴，那就是规范了。哪有什么纯理论的规范？”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苏南改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方向，只有改制，民营的力量才会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这一点不能因为改制中存在不公正现象而被质疑。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产权转让中的资产流失。他认为根本措施在于三点：一、中央政府立出改制的规则；二、让老百姓有投诉的渠道；三、广泛的舆论监督，使得当权者难以黑箱操作。
　　在结束全程采访前，记者向原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邹国忠提了最后一个问题：“1992年小平即发表‘南巡讲话’，此后姓‘社’还是姓‘资’已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广东、山东等地乡镇企业改制更为大胆，为何苏南的改制还会这样艰难？”
　　邹国忠沉吟半晌，没有正面回答，却讲述了一段往事：
　　“1978年，我从无锡调省委工作，当时我的一位老领导教诲我说，你要懂得中国的政治生态，有的事是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是只能说不能做，有的事是一边说一边做，还有的事是做了永远也不能说。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的话。”
　　邹国忠1942年出生。根据江苏省机构改革中凡满58岁的正厅级干部不再担任现职的规定，他已于去年5月27日，即2000年江苏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召开的前3日离职。■

《财经》200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