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试管婴儿”潮的到来，整个社会已经做好准备了么？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站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舞台上，作为中国大陆试管婴儿第一人的郑萌珠唱起了她喜欢的歌曲：《怒放的生命》。这是2008年2月25日的晚上，来自国内外的生殖医学专家聚集在这里，庆祝中国大陆辅助生育技术成功应用20周年。
　　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医三院出生。她的母亲郑桂珍是甘肃省礼县的小学教师，婚后20年不孕。
　　光阴荏苒，如今，郑萌珠已经是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她身边的同学、老师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性格开朗的活泼女孩身上的符号意义。
　　在郑萌珠的记忆中，小时候，因为地处西北边远地区，有些同龄的孩子对其有所议论，对她一度有些小小的困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早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
　　“我和别人也没什么两样，就是身上的‘科技含量’高一些。”她有些幽默地告诉《财经》记者。

追赶世界
　　1978年7月25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剑桥出生。如今，路易斯·布朗已经为人母。去年1月，28岁的她通过自然分娩生下了一名男孩。
　　当路易斯·布朗出生时，尚处在封闭之中的中国科学界并未及时获知这一里程碑式的医学事件。但中国科学界还是在一穷二白的状态下开始了追赶世界的脚步。
　　顶着“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骂名，湖南医科大学的卢惠霖、卢光琇父女以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的张丽珠等投身到了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之中。在这些早期的探索者中，张丽珠有幸第一个“撞线”——郑萌珠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对这个“编外妈妈”的最好纪念。
　　虽然这个时刻，分别比台湾和香港晚了三年和两年，终究无缘“中国试管婴儿第一人”。但在当时艰苦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这一成就已经难能可贵。
　　就在郑萌珠诞生三个月后，湖南医科大学也诞生了两名试管婴儿，他们分别为章皿星和罗优群。
　　和郑一样，章皿星和罗优群也已经于2006年成了一名大学生；前者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后者则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从今年5月起，罗优群将开始在中信湘雅不孕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的实验室实习。毕业以后，他极有可能留在这个实验室工作，从事试管婴儿技术的工作。倘能如此，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个奇妙的巧合。
　　而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孤独。
　　以试管婴儿为代表的人类辅助生育技术(ART)，给为数众多的不孕症患者带来了希望。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经出生近3万名通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诞生的婴儿。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出生的新生儿已经分别占到全部新生儿的1.2%和3%。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 (ICMART)估算，全球已经诞生300万名试管婴儿。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生殖健康研究中心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es)博士就对《财经》记者表示，“试管婴儿已经成为新生人口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伦理之惑与监管难题
　　不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伦理探讨和监督管理方面提出新的课题。
　　张丽珠教授告诉记者，人类辅助生育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不断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律问题。
　　“如果有人以赚钱为目的，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做出来。”87岁的她警告说。
　　卢光琇教授也对《财经》记者表示，“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得好，利国利民，管理得不好，则会祸国殃民。”
　　这种警告绝非虚言。
　　实际上，国内出现过很多有违伦理和法律的行为：有的机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滥用促排卵药物；一些机构未经患者夫妇同意，将多余的胚胎出售给他人；还有的地方曾经设立所谓的“名人精子库”，代孕及买卖精子、卵子的商业行为也时有发生。
　　2001年，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此后，又陆续出台和修订管理细则。
　　几年来，卫生部屡出重拳，对武汉广德妇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此外，在卫生部批准设置的十家人类精子库中，重庆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精子库由于“在精子采集、存储和对外提供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技术和管理问题”被责令停业整顿。
　　与其它一些医疗领域相比，卫生部对于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这一领域的管理堪称严厉。目前，滥用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状况已经得到遏制。但卫生部在2007年5月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说，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诸多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现象。
　　有关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伦理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
　　例如，那些通过精子或卵子，甚至胚胎捐赠出生的试管婴儿之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近亲结婚的悲剧。上文中提到的罗优群，就是中国大陆首例利用供者的胚胎诞生的试管婴儿。
　　根据卫生部的法规，同一供者的精子、卵子可以使五名妇女受孕。如果一名男子的精子供给了五名妇女，从血缘上讲，这五名妇女生下的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由于精子库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接受精子捐赠的夫妇无权查阅供精者的身份。那么，这五名妇女及其子女均无法得知捐精男子的身份。谁能担保这些子女长大成人后，彼此之间不会发生性行为或者是走进婚姻殿堂呢？
　　正是由于担心出现这种悲剧，并且考虑到其它因素，英国政府部门修改了相关规定。从2005年4月1日起，那些通过精子或卵子捐赠出生的试管婴儿长到18岁以后，将有权查询他们的遗传学来源。
　　独身人士是否可以通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生育后代，也是一个争议极大的话题。
　　据新华社2007年11月发自贵阳的一篇报道，37岁的女性陈娟(化名)2004年在一家医院依靠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了一名孩子。作为计划外生育，陈娟被计生部门罚款2万元。
　　实际上，那家给陈娟施行试管婴儿的医院都违反了卫生部的规定：寻求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的必须是合法结婚而无法正常怀孕的夫妇。这个规定的依据保护后代和社会公益等原则。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士认为，独身女性的生育权应当得到尊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一飞对《财经》记者强调，伦理原则必须不断修订，与时俱进，而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代表之间交流的渠道应该通畅，建立起一个国家统筹的协调、评估与监督机制，“这个机制不建立，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很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