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秉仁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今后２年约４万亿元的投资安排，各地也相继公布了庞大的投资计划。可以想见，这次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投资，对抵御外部危机的冲击、拉动经济增长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得10年前的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同样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是，那次采取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举措，在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7年的34.1％逐年提高到2003年的43％。持续提高的投资率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资源约束矛盾加剧。2003年以后，广东、上海、四川、甘肃等17个省区市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部地区拉闸限电的现象，后来更演变成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局面，铁路货运以及一些重要原材料也出现了供应紧张局面。二是生产能力超过有效需求规模。在600多种主要产品供求统计中，供大于求的产品从1998年上半年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数工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三是消费能力相对不足。200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8.2％，成为“九五”时期以来最低值，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10～20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17.6个百分点。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