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立法将新闻领域由“人治的特区、法治的盲区”转变为法治阳光地带

　　【背景】针对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新闻出版总署拟建立黑名单。
　　据《南方网》12月4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官员称，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该事件第一次通报时，曾提到有两名持证记者，中央高层曾直接问及为何没有公布记者的名字和单位。
　　受访官员称，新闻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而那些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经营不善、管理混乱的媒体，是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温床”，亦是一些所谓“灰记者”的主要来源地。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官员说，最近将修改记者证管理办法，并建立和完善记者“黑名单”制度，对有不良记录的记者，将禁止其再度进入采编序列。
　　2008年9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后，为封锁消息，企业向到来的真假记者发放了数额不等的“封口费”，此事件引起人们对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与生存状况的讨论。那么，这一事件是否也与中国新闻无法的状况有关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认为，“封口费”事件凸显了新闻界自身也需要法律约束。新闻立法不仅有利于保护新闻自由，也可防止新闻从业人员对权力的滥用。
　　展江认为，“封口费”事件的内情，被媒体揭露出来，这些揭露此事的媒体是值得赞扬的，说明一些媒体从业者确实顶住了压力。同时，这也表明，全国为数众多的媒体，是良莠不齐的。
　　“这些年来，借社会公器之名，行‘新闻寻租’之实者不乏其人。”他说，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说明，新闻界自身也非常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也会同其他不受监督的权力一样，走向腐败。作为最低限度的新闻道德，《新闻法》能够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新闻界滥用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
　　展江说，新闻领域能否由“人治的特区、法治的盲区”转变为法治阳光地带，事关中共十七大倡导的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能否得到落实，事关长期存在的、有碍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提升的羁绊能否被清除。
　　他表示，当前，为新闻立法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曾几何时，在学界和政界，对新闻是否要专门立法存有较大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法》已经提上立法议程，后因故中断。《新闻法》之所以迄今迟迟不能出台，且有人以“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为由，为不制定《新闻法》辩护，其根由在于部分媒体管理者将新闻自由与媒体法治对立起来。“殊不知此举既与国际潮流和国际法格格不入，也不利于宪法崇高地位的树立和法律体系的健全。”
　　他还考察了国内近年来的法治进步。2007年11月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信息公开是常规、不公开是例外的新原则，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界定。
　　他说，严格而言，以上法律法规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但是从初步实践来看，它们正在改变行政决策暗箱化和公共事务神秘化的状况；不但改善了中央政府形象，而且在大到四川地震、小到交通事故等事件发生时，只要实行此类公共信息的开放，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紊乱，反而疏导了民意，消弭了谣言的温床，国际社会对此也会给予积极评价。反之亦然。
　　但是，他也提出，行政法毕竟不是新闻法。从国际反应来看，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继续新闻无法的状况容易授人以柄，仿佛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因此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媒体管理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拒绝舆论监督，并且将媒体变成为其歌功颂德与礼赞的工具，也与新闻无法有关。而对于公民名誉、隐私、著作、肖像等权利的尊重，也是未来《新闻法》中的应有之规。■

　　展江观点全文详见12月5日出版的“《财经》年刊：2009 预测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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