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吴燕 实习记者 王悦威】近期，有关部门官员称，正在酝酿将男女各自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2015年与2010年起，逐步延迟，最后统一至65岁。此言一出，社会各界当即反响激烈。前些年，该话题就曾被提出，后因舆论反对声浪较高，无果而终。此番重提，效果如何？
　　《财经网》本轮辩题——“法定退休年龄应否延至65岁？”，由读者albb发起并经《财经网》读者投票选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等社保方面的专家学者，作为《财经网》特邀嘉宾参与了讨论。
　　辩论涉及：目前是否已到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最佳时机？如何确定延迟的年限与实施节奏？面对不同“利益群体”提出的主张，如何综合各方意见？是否还有其他方式缓解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压力？诸多问题的提出，说明看似简单的退休年龄，实则涉及面既广且复杂。其中，如何填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如何权衡养老与就业间的关系，成为本期辩论正反双方争论的两大焦点。
　　截至11月30日15点，即本轮辩论结束当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这一政策建议获26%的支持率；而反对者占比则高达74%。双方相差悬殊，说明至少《财经网》读者对此项政策的接纳程度仍较有限。其中，从困难群体的利益角度出发而产生的普遍质疑，成为反方的主要声音。虽不排除其中包含一定的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此结果反映出，在理论层面的讨论之外，广大群众各类实际诉求的重要性与差异性，在当前同样值得决策部门高度关注和缜密考量。辩论中，给予退休年龄制度一定的“弹性”，成为双方的一致建议。

政策初衷应否缘起养老金缺口？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中国社会养老资金压力与日俱增的直接原因。因此，能否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成为本次讨论的出发点。
　　正方认为，随着养老保险规模逐步扩大、待遇支付水平逐年提高，基金支出成刚性增长。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无法抵御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冲击。因此，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延长就业时间和缴纳保险费的年限，增加基金收入；一方面还能缩短养老金的领取年限，减少保险基金的支出。
　　正方指出，延迟退休年龄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好处。细究养老金的来源能发现，这部分支出由未退休的人支付。归根结底，养老负担是年轻人的负担，而推迟退休可以为年轻人减负。否则，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人需要要缴的养老金费会变得更高。
　　此外，随着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有所提高。对“老龄”这一概念也应重新定义，为延迟退休年龄创造了客观条件。
　　反方则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只为在短期内缓解中国社会养老的资金压力，但忽视了根治养老保险基金的设计缺陷。其最核心的矛盾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与收益，是否能够满足老龄退休人口的社会保障，涉及了保险方案设计、投资组合搭配、资金管理，甚至配合社会经济发展，与医疗卫生系统、财税系统以及国民收入等因素息息相关。如果没有配套的根本治理措施，仅仅用延缓偿还债务时间这种过渡方法，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最终导致制度缺陷或许在“情况改善”的假象下继续维持数年，然后进一步恶化。
　　谈及解决方案，反方称，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问题上，扩面比推迟退休年龄更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其保值增值能力来抚平旧账，实现持续增长。这将比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更接近问题的根源，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合理分权。

就业影响存疑
　　中国经济正经受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拖累，如在此时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使国内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这正是反方不主张现在调整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反方表示，当前中小型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或收入水平降低、大学生就业形势也异常严峻。此时延长退休年龄实非明智之举，容易致使老年人挤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失业率提高，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就业和养老保险之间联系密切，如果没有了收入来源，养老从何谈起？
　　同时，反方也指出，当前很多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多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匮乏。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没有出现短缺，因此没有必要采取此类措施。
　　而对于“延迟退休年龄一定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的观点，正方表示怀疑，并指出就业和退休年龄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其理由是，现在就业已经市场化，工作岗位不可简单替代。新进入市场的就业者能否马上充实某个岗位，还在于其稀缺程度。有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其从事的工作领域中，他们个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在退休后，仍有可能被企业通过其他方式重新聘用。实际上，改不改退休年龄，这部分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性已经发生了。不如延迟退休年龄，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数据能说明，劳动力供给增加会提高失业率。长期来看，多出来的劳动力完全可以被市场吸收。因此，只要能将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分若干年调整，就不会对就业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

利益诉求迥异，呼吁制度“弹性”
　　反方指出，由于中国的退休人员结构复杂，不同劳动岗位的人对延长退休年龄有不同的支持力度，因此当前马上要实施推延退休年龄是行不通的。
　　由于中国的退休制度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行政事业单位养老财政化，因此大多数待遇优厚的公务员可能愿意延长退休年龄；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则可能持“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们靠专业上的优势获得报酬，退休后到哪里都一样“发挥余热”；然而，对企业职工而言，如果在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工作，或许愿意推迟退休年龄，在经济效益不景气的企业工作的，则可能希望早退休；而在下岗、失业人员中，只要参加了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纳了保险费的，都希望早点退休。
　　讨论中，反方对于下岗、失业职工等困难群体的关切度较高。较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隐形退休”人员，或称“内退”职工。其工龄被“买断”，企业已将这些人从企业中除名。他们在失业保险期满后，只能靠打零工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勉强度日，惟一的希望就是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领取高于目前收入的养老金，使生活更加安定。如果在“隐形退休”现象还很普遍之时延迟退休年龄，对于这个庞大的人群来说，甚至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正方则与反方的观点稍有出入，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反对，主要是退休年龄的推迟，会相对缩短劳动者退休后享受的年限，很多人觉得吃亏，所以不能接受。并且正方指出，针对延迟退休的反抗情绪，在国际上都是十分普遍的。
　　但同时正方也认可，各种就业类型的群体其利益取向不同，是政策施行阻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正方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改革目前中国“法定标准、刚性退休”的退休制度，针对涉及延迟退休年龄的不同利益相关人，设计实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
　　如何提高“弹性”？正方的建议之一是确定一个法定标准。不是达到此标准年龄的劳动者就必须退休，而是规定，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份额较少——这样即使多领几年，其所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不增加；而对于推迟退休的劳动者，则可相对提高其养老金水平。如此便可达到退休年龄没有提高而养老金支出得到控制的效果，有助于解决各种需求。
　　另一种建议是，在“苦、脏、险、累”的行业，从业者退休年龄不一定要延长；而在稀缺的工种和岗位，可以延长，不做硬性的规定。
　　在以“弹性”克服制度“瓶颈”这一思路上，反方与正方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同样提出退休年龄的确定要区别对待，反对不分行业、职业、性别、一律65岁的“一刀切”。反方建议，在不调整目前退休年龄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吸收老职工，通过返聘或支持创业、引进顾问的方式，吸纳退休人员的经验。
　　不过，针对一些人提出“教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延缓退休年龄”的观点，也有反方专家指出，这样做并非完全合适。因为当前知识更新的速度远快于从业技术人员的新老更替，在定岗定员的政策下，延迟其退休不利于知识更新与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可见，有关具体“弹性退休制度”该如何设计与实施，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附：《财经网》本轮辩论特邀社会保障领域专家学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何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唐钧
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张恺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 常凯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组成员 张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赵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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