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京平：最好是建构理性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背景】“两高”司法解释明确，医生、教师收回扣可按受贿罪论处。
　　11月24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题为《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其中较受关注的条款是，“医务人员、教师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物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将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并且将回扣定义由财物扩大至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劵)、旅游费用等。
　　医生与教师收受各种贿赂在社会上比较普遍，民众对此亦怨声载道。此次司法解释可说是加大了打击力度。惩罚犯罪固然重要，但如此刑罚是否足够合理？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医生教师是否有其他选择？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又该作何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认为，此次司法解释加大了对商业受贿的打击力度和范围，有利于净化市场秩序。但他同时也表示，不能一味依靠法律处罚，建设更加合理的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黄京平说，这个司法解释对商业贿赂的主体、行为方式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可以预见，全国各地都将进一步加大对商业贿赂打击的力度和范围。但是，在严厉打击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忘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原则性的政策应该作为打击过程中的重要指导。
　　他解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两个要点是，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要使市场经济有活力，保证经济自由，就必须有基本的法制秩序。保证经济秩序，需要强调正当竞争，而各种商业贿赂行为都是对最基本秩序的违反。打击、惩治商业贿赂，自然能达到净化市场秩序的作用，但这必须循序渐进。“最好的方案是建构理性的制度，而不是一味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他说，“在目前的制度下，想要根除或者规范医务人员的受贿行为，必须从医疗制度改革入手，不能只看到刑法的惩治作用。”医疗系统需要从制度方面进行检讨与重构，而不能一味采用刑事制裁，对这部分受贿的认定应当适当从宽处理。
　　黄京平认为，对医生和教师的处罚范围有点宽，特别是对医生，更要慎重对待。中国在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建设上，都有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医务人员工资水平低，劳动负荷重。他举例说，国外发达国家，急诊的病人数与医生数之比大概是1：4，而中国可能得反过来。换句话说，医护人员在每万人口中所占比例太低，工作繁重，很多医生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回报是不成比例的。这次司法解释就排除了医生收“红包”的行为，因为病人私下给医生一些报酬的情况太常见，从情理上也难将其完全否定。
　　他对相关条款做了分析，指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对行为方式的界定。把受贿罪的行为界定为“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而对医生、教师而言，究竟什么样的行为落入此间，颇有争议。在2006年“反商业贿赂风暴”中，就医生开处方收回扣的行为是否是受贿，就有过激烈争论。这次的司法解释就是对这一争论给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环节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给争论以定论。
　　从犯罪主体上来说，黄京平表示，此次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明确区分。对国家工作人员，刑法法条本身就已将其覆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情形比较复杂。《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以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仅指“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出台以后，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就囊括了医疗、教育机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财经》记者 叶逗逗 实习记者 兰方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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