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独善其身？在何处可以发挥作用？中国企业大举海外收购的时机是否到来？如果是应当从何入手有何镜鉴？一场全世界参与、发生在巴塞罗纳、关于中国的讨论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烁 发自巴塞罗那】“变化之快，难以想象”，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说。11月18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中国商业论坛（Global Chinese Business Meeting）上，傅成玉在开幕环节用英文流利发言。他认为，在急剧变动时期的生存之道是：第一，要学习；第二，要与伙伴们共存。
    对傅成玉来说，目前60美元一桶的油价已经充分反映了恐慌情绪，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油价不会继续往下跌。虽然从供需上看油价的“理性”价格区间在70美元到80美元一桶，但往下探到40美元一桶并非不可能。
    傅成玉是对的。仅仅数日之后，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就跌破了50美元一桶的关口，“40多美元”油价已成现实。
    傅成玉的发言折视了全球中国商业论坛的充实内容。为期一天的论坛上，两个主题占据了所有注意力：一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衰退何去何从——恰好G20华盛顿峰会结束，各国元首就原则表达了一致立场，但就细节则付诸阙如。二是围绕中国的一系列话题：中国能否独善其身？在何处可以发挥作用？中国企业大举海外收购的时机是否到来？如果是应当从何入手有何镜鉴？
    全球中国商业论坛由瑞士Horasis公司主办，其创始人法兰克-于尔根•里希特（Frank-Juergen Richter）曾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业务，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深耕人脉。创办Horasis公司后推出全球中国商业论坛，恰好收中国兴起之天时、欧洲之地利、在华人和之利，从2005年至今，仅仅四年，转战日内瓦、法兰克福、巴塞罗那，已获非常成功。
    这个会议极具特点，是以中国主题和中国企业家为核，将全世界关心中国议题的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带到欧洲。会议绝不仅仅是中国与欧洲精英的对话，更包括了中、欧之外的第三方重量级参加者，观点的维度与水平由此得以深化。
    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是参会级别最高的中国人。他带来了一个精悍的发言。他认为，人们现在应当反思这么几组问题：
    ——储蓄与消费的关系。美国从政府到个人都过度举债，靠新兴经济体的资金维持，能否持续？他相信，储蓄与消费的平衡才意味着经济的持续稳定。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达到实体规模的500倍。这是金融创新还是金融杀伤性武器？
    朝向建立未来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徐匡迪亦有见解。他认为，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相应地，各国对于IMF应有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徐还指出，主要储备货币国对于储备货币的监管应该加强。他没有点名，但人人都知道指的是美国。徐相信，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势在必行。
    无论傅成玉还是徐匡迪，都期待经济下行不致引发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点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的发言中有更具感染力的表达。“自由贸易为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低收入者提供了体面与尊严”，高虎城说。这一说法打动人心又恰如其分，是中国官员发言中不多见的精彩一笔。但其实也不奇怪，高虎城驻法多年，曾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经济社会学专业。
    如果历时一天的高强度讨论形成了什么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可能会比其他经济体处境要好一些，尤其是得益于刚刚宣布的“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但处境略佳绝不等于中国可能独善其身。
    现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争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不是一次大机会。有一方认为是大机会，因为外国企业或者资产的价格比前几年低很多。另一方认为风险很大，因为不确定性很大，风险不见底。
    不过，不论风险有多大，中国企业整体不可能靠不“走出去”规避风险。目前这场危机的化解，以及未来经济体系的再建，要求中美两国协手合作，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手持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不断增加，还因为中国与美国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国的过高负债模式与中国代表的高储蓄—投资—出口模式，正是多年来全球失衡的两极。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正是经济学家们警告已久的全球失衡终于启动再平衡，它不可能止于一极。只有中美全力合作，才有可能平稳管理这一模式变迁。
    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要么主动参与要么被卷入全球再平衡进程。脱离这一进程之外的选择不存在。
    但是，目前有能力进行重大海外收购行动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有国有背景，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原因很简单，第一波启动大规模海外收购的中国民营背景的企业，要么忙于消化，要么正在舔伤口。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面对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收缩压力。他们也不像景气时期那样容易获得便宜的信贷支持。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发起重大收购行动的将主要是国有资本，或者是国有企业，或者主权财富基金及其延伸。
    这会使资本接受国产生合理的疑虑。他们担心，国有背景可能使中国企业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可能使其海外收购服务于某种商业之外的目的。接受国决策者们在判断这些收购时不得不采用更多的准绳。中国进行海外收购的国企必须学会与接受国的疑虑并存。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善氛围，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更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比如说，中国国企可以加快股权多元化的进程，可以让包括外国股东在内的小股东在董事会里有更好的代表性，可以建立更合适的透明度，可以向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选择高管上前进一步。国企并不必然意味着糟糕的公司治理。中国国企可以且应当更进一步。
    对于资本接受国的决策者来说，关键是不让合理的疑虑不受控制地变成受迫害偏执狂。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基于经济理性的自主选择。
    应该说，经济下行之时海外收购并不必然变得容易，保护主义情绪反而可能更加高涨。比如说，最近法国总统萨科奇主张建立欧洲的主权财富基金，以保护欧洲企业不落入其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手中。这可能是有效的政治，但不是好的经济学。管理对外国投资的疑虑情绪，是接受国决策者的关键。决策者应当有尽可能透明的、一致的、持续的接受外国资本的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合理的疑虑并排除掉偏执性的恐惧。
    一天的会议在巴塞罗纳世界贸易中心进行。世界贸易中心位于巴塞罗纳港核心地带。窗外海水碧蓝，轻涛拍岸，如有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