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奥巴马兑现其竞选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中国在未来的“气候外交”中，很可能将不得不面临美欧形成的“合力”

　　【《财经网》专稿/记者 王以超】对于将于明年1月正式入主白宫的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而言，摆在他面前的艰巨任务已经可以列上长长的一串了：金融危机、伊拉克、阿富汗，等等。
　　但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已经有不少环保组织开始提醒他，不要忘记其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气候变化同样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无论对于全世界还是美国而言都一样。这其中，就包括了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之一、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负责人。
　　有激进者，甚至已经开始在网络上组织签名活动，以敦促奥巴马前往波兰中西部的城市波兹南（Poznan），参加即将于12月1日在那里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现在就预测气候变化是否会成为奥巴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似乎仍然为时过早；但很显然，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势必将面临着新的调整。

重写“路线图”
　　早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就旗帜鲜明地呼吁，要在202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而到2050年，要把排放总量相对于1990年削减80%。
　　无疑，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目标。因为即使在今年夏天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各方也仅仅达成了到2050年削减一半排放量的非约束性目标；这个目标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在科学家看来，将有望使得全球气候系统得以稳定。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1年，布什总统不仅很快退出了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退出，也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个巨大挫折。
　　目前，随着澳大利亚在去年重返《京都议定书》，除了美国，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承诺要承担强制性减排任务。在欧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贸易体系-ETS（欧洲排放交易体系）。
　　美国虽然也由被誉为“世界碳交易之父”的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or）创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但由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承担减排任务，因此其进行的，仍然大多是以企业、城市甚至大学为主体的自愿性质的交易。
　　美国之所以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及反对强制性减排，是因为在布什政府看来，这种来自外部的强制性，会损害国家的经济效率和活力。因此，他们更强调利用市场、产业以及自愿的力量，来达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奥巴马则表示，美国将建立温室气体强制性排放交易体系，就像曾经建立的二氧化硫交易体系一样。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将第一次真正面临气候方面的压力，虽然现在包括沃尔玛、通用电气在内的不少大企业，已经在自愿推进这一进程。
　　为呼应其气候变化政策，他还在环境和能源领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在未来十年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从而为美国创造500万个绿色就业机会。到2012年，美国10%的电力将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这个比例则将提高到25%。

压力转移到中国
　　一旦美国决定重返《京都议定书》——在很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届时中国或许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无可争议地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就人均排放而言，中国仍远远低于欧美国家。
　　早在去年年底的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不仅是来自欧洲这样的激进发达国家，甚至也来自发展中国家内部；但幸运的是，当时有美国这个更为显眼的“挡箭牌”，才分散去了大部分火力。
　　如果奥巴马兑现其竞争承诺，也就意味着，大西洋两岸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将从长期的分裂和对峙局面，走向融合和统一。实际上，即使欧洲最为激进的国家，提出的2050年温室气体削减目标也不过80%。
　　目前，在中国-欧盟关系中，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虽然在近期，其热度或许暂时被金融危机掩盖，但我们就不难想象，气候变化在中美关系中的长期位置将如何演变。
　　目前，中美虽然在清洁煤技术、煤层气利用等领域，已经在能源和环境两个层面上，开始了广泛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仍然局限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不足以从根本上满足缓解气候变化危险的需要。
　　当然，中国仍然可以以人均排放来作为未来国际多边谈判的筹码，并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但是，中国如果要扮演好有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角色，就必须从内政到外交做好充分的准备。
　　值得忧虑的恰恰是，中国国内的气候忧患意识和能力建设，仍然相当薄弱。
　　虽然早在去年6月，中国就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很多省份也纷纷成立了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然而，无论从配套法规政策、体制、资源以及认知水平上，都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样的基础，使得中国政府做出任何对外承诺，都将变得无比艰难。
　　鉴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终止。因此，目前第二承诺期谈判正在逐渐逼近“最后时刻”，舆论普遍把即将于明年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一个可能的突破或者转折点。
　　没有人知道，将在明年正式踏上变革之路的美国，会如何参与这一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又会如何影响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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