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出租车公司获得的是行政垄断利润，没有存在的必要

　　【背景】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份儿钱”太高是主要原因。
　　据新华网报道，11月3日清晨开始，重庆市主城区发生大规模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事件发生后，大批警力上街执勤。
　　截至11月４日下午２时，重庆主城区已有一半出租车上路运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同日下午说，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司机“份儿钱”是违规操作，市政府决定纠正擅自提高行业收费的现象，并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提及主城区出租车停驶事件时承认，引发这一事情的原因，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今年有的出租汽车公司对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元到70元，使得驾驶员收入全年将减少２万元以上，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引发此次社会事件。
　　不仅重庆，北京等地的出租车行业，一直存在“份儿钱”纠纷。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认为，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根本问题是政府的数量管制，由此带来的价格管制和出租车管理公司制，造成出租车行业“畸形”的管理结构。他指出，出租车公司不应该存在，而所谓打击“黑车”，也是政府保护垄断利润的不合理行为。
　　郭玉闪指出，出租车企业的存在，混淆了我们对出租车业的理解。这些企业，其实和司机从经济性质上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职工关系，而是市场交易关系，是两种经营主体。出租车企业经营的市场是司机市场或者牌照市场，而出租车司机经营的市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租车客运服务市场。
　　郭玉闪说，在司机/牌照市场里，出租车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通过获得政府发放的牌照，再将经营牌照租赁给司机，它的经营收入就是从司机那里获得的承包费，就是“份儿钱”。而成本是购车费，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各种税负、福利制度安排等。至于企业家才能，在这个市场并不存在，倒是有一些“政策家”。
　　郭玉闪表示，牌照市场本质上只是一个“政策市场”，它是用一项行政政策，即数量管制政策，“制造”出来的市场，它附生于出租车客运服务市场，靠着政策赋予的权利从真正的客运市场里截流利润。这个市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因为它对出租车客运市场的服务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在数量限制下，出租车企业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利润，郭玉闪说。对这部分垄断利润的争夺，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服务质量，而是其他的与客运服务不相关的“政治资源”。为了垄断利润，市场上的各个利益方都要努力去控制数量，在这种竞争中，政府最强势，其次是有组织的企业，最后才是弱势的司机。企业通过控制牌照，可以堂而皇之地从出租车客运服务市场割走一大块利润。这种“古怪”的行业结构带来的社会成本非常高。
　　郭玉闪表示，由于数量管制，强制性的价格管制才得以存在。它们都是政府在根本无力掌握市场信息的情况下制定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号称可以保护乘客免于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遭受损失，但实际情形是，不但没有帮助乘客，反而使乘客即使在掌握足够信息的情况下，也依然要为价格管制付出额外成本，比如司机绕路，计价器做手脚等等。而且在数量管制、价格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出租车公司制之下，乘客额外又多承担了很多成本。
　　郭玉闪认为，“便利车”即通常所说的黑车盛行，是有原因的。“只要有行政管制政策圈起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就无法阻挡人们用各种方式来分享利润。”政府为了捍卫数量管制政策，不惜动用各种行政手段打击“便利车”，这种动用公共资源保护某一个具体产业的垄断利润的做法，本质上是为了保护某一些特定人群而去打击另一个特定群体，使政府偏离了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当然也就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
　　他表示，所有这些看的见的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和数量管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能打破数量管制，其他也就不攻自破。
　　但是，郭玉闪认为，这并不是说出租车业无需任何管制，而是需要更好的管制。他主张，出租车业的管制结构应当从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变为质量管制和安全管制。而且，任何人或者公司，只要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就可以进入出租车业运营。■

　　《财经》记者 姜海燕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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