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凯恩把金融危机当成了财政危机，深具意味——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华盛顿，而非华尔街

　　【《财经网》专栏·卡托专栏（Cato Column）】在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中，主持人Jim Lehrer一开始就询问两位候选人，他们将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随后连续几次追问二人，他们各自愿为救援计划付出多少资金。Lehrer点明了每位大学一年级新生都会在基础经济学中学到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此消彼长的权衡是必需的。
　　奥巴马参议员回应道，他同意一些牺牲在所难免，但其计划的能源独立、卫生保健、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就需要支持。
　　麦凯恩参议员则称，我们必须“放开手脚”，缩减政府规模；同时，对政府支出的冻结可能也是必要的。他无意间提及了“财政危机”，而偏离了金融问题的话题。
　　然而，二人均未谈及目前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中存在的43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即在今后75年的预期收益与政府承诺的利润间以现价计算的差值）。国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每天都在拖延。潜在的债务越大，未来纳税人的负担就越大。如果市场对那些未来的债务项目注入充足资本，那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将是相对可控的。
　　麦凯恩把金融危机当成了财政危机，虽是失言，实则深具意味——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华盛顿，而非华尔街。通过给予国家两大抵押融资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以特权，国会创造出一个制度性的激励机制，人为地刺激了住宅的拥有量。金融创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和其他衍生品的发明——使得许多运用高杠杆率投资的人，在房市兴旺时赚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正如贝尔斯登等投资机构最后所证实的，市场一旦走入低迷，杠杆就将损失惨重。
　　在那场辩论之中，奥巴马宣称，那些倾向于自由市场的人认为，“所有的调控都是坏的。”他树起这样一个假想敌，却错过了教育美国民众经济自由与适当调控的价值几何的机会。
　　市场需要一个可使私人产权得以良好界定的制度框架，这样就可将风险明确地分散。而调控的目的应该是保证冒风险者承担风险的全部成本，并可获得其全部回报。竞争则是区分个体经营者与投资者的最佳途径。然而，调控措施通常会削弱竞争，或产生非法竞争行为，并会实施一些有碍市场力量与削弱个人责任的规则。
　　例如“Q条例”，就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施加了上限。这则颁布于1933年的价格管制措施，假设政府官员在资本分配方面比市场参与者具备更为专业的知识——这在此后终被证实为错误的结论。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为解决次贷危机推出的计划，其问题在于它可能以“公众”替代了私人的所有权，而这样就把责任从那些作出不佳投资决策、冒过多风险的人身上，转移给了无辜者。其结果可能是严重损害自由市场的道德基础——个人义务的道德规范。
　　而且，由支配他人资金的政府机构，来执行的资本分配，就意味着资产价值可能被政治化，而财富也不能实现最大化。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此，纳税人很可能去持有价格低但风险大的“垃圾债券”（junk bonds），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就因此类交易不公平地被判入狱。
　　没有私人所有权，就没有真正的市场以决定资产价值。这是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A Hayek）为我们上的一课。他在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如此强调。而现在，华盛顿似乎已将其遗忘了。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大支持，资本主义恐怕就要崩溃。但是，正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前职员L. William Seidman与David Cooke所言，“依我们的经验，政府所有权和对资产的管理很少能使资产增值。公开、公正以及迅速地将资产转移给可靠的私人部门所有者，是实现纳税人损失最小化的最佳途径。”
　　要恢复市场流动性，就要恢复人们对于为复杂证券定价的保险精算模型、以及个人契约担保的信任。然而，在金融市场重建其可信性之前，必须首先恢复民众对于作为我们经济自由的保护神与保证人的政府的信心。这才是下一届总统及国会面临的真正挑战。
　　眼前的威胁在于，联邦支出还将逐步上升。财政部将发行新国债，即便他人不买账，美联储也会将其悉数购买。如此一来，全球资本市场将降低对美国主权债（sovereign debt）的评级，利率将上升，致使资产价格下跌。
　　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与联邦债务（federal debt）一同增长，美国的实际债务负担将下降，但是对美国自由经济体制（system of free enterprise）的信任将完结。也许，这就是麦凯恩在说出“财政危机”一词时，脑子里真正想的。■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分管学术事务的副主任，《卡托期刊》（Cato Journal）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