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于美国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一次金融危机也应促使中国金融业重新思考其发展和改革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张曼】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对行政权力管制利率公开表示了异议。
　　“政府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管制利率，使之不能市场化浮动，不利于市场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要求金融机构在发行新产品、新业务前，上报给监管机构等待审批报备，却忽视了基本制度改革。”在《财经》杂志9月18日举办的“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论坛”上，樊纲如是说。
　　樊纲表示，中国过多的国有金融机构，以及政府习惯性的过度监管，导致了中国金融体系监管成本过高，金融体系发展不足、灵活性太差。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竞争过度、创新过度、监管不力等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樊纲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金融体系发展不足、竞争不足，以及监管过度、成本太高。
　　樊纲认为，一谈到发展金融，就是发展股市上的各种衍生工具，却忘了规范和发展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产权和信用关系。
　　此外，樊纲认为，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体系是社会融资的主渠道，国有商业银行又为银行业的主导。而政府也通过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利率、规模等措施，左右社会货币供应量和供应结构。樊纲认为，中国应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减少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将政府解脱出来。
　　樊纲称，如果任何事情都要等政府同意后，那么中国永远不能有灵活的创新机制。解决之道是发展法制精神，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讲，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之事就可以做；监管者的职责就是尽快地将市场正确的经验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
　　樊纲的讲话恰逢美国大型投行机构雷曼兄弟倒闭、美林被收购之际，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惶恐，各国政府很难采取激进的措施贸然行动，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通胀持续、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的多重压力，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面临基础性改革重压。
　　樊纲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于美国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一次金融危机也应促使中国金融业重新思考其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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