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不变，迟早清官也会变成庸官，好人也会变成恶人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张晓舟】 “谢亚龙下课”响彻奥运赛场，“叉腰肌”成为流行语，再次说明了中国足球对中国社会的另类贡献——它以自己的腐烂和荒诞折射了体制的不堪，在举国为奥运金牌世界第一的伟业欢庆的时候，中国足球以破罐破摔的方式警示了一种脱离体育自身规律、脱离商业市场规律、脱离群众基础（青少年足球普及程度严重下滑）的体制的杀伤力。
    然而，高呼“谢亚龙下课”发泄情绪没问题，但千万别以为谢亚龙“下课”就能解决什么问题。别把希望寄托在清官明主身上，“阎世铎时代”人们怀念王俊生，到了“谢亚龙时代”又有人觉得还不如阎世铎。体制不变，注定一蟹不如一蟹。赶走一个谢亚龙又能怎样？
    中国还真没有哪个衙门像中国足协那么受人瞩目。这个小小衙门最近人心惶惶，风传国庆之后不单谢亚龙，连带很多足协原干部都会“走人”，所谓“一窝端”。
    足协的内讧到了“谢亚龙时代”变得登峰造极。但这也不是谢一个人的错，按一位官员的原话：“在这里，经常连人跟人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位官员是针对女足的领队经常越权干涉教练而对足协的人际关系做出这样的评价的。
    2001年，在十强赛从香港转西亚的飞机上，我正在看一份香港报纸，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就把报纸一把夺走！我回头一看，是领队大人朱和元。我对身旁的球员说：“瞧瞧你们的领队，你们可要多向他学学文明礼貌！”球员苦笑。
    皇马第二次访华时，高德公司聘足协干将蔚少辉协助管理安保等事宜（这本身就很有趣，一个足协官员去外面炒更），蔚少辉幺三喝四，骂骂咧咧，威风八面，竟然一巴掌冲当时兼任皇马翻译的《体坛周报》记者王勤伯打过去，罗伯托·卡洛斯和菲戈等球员马上围过来找蔚理论，菲戈还警告：“我们离开北京后还会关注这件事，不许报复他（指王勤伯）”。这一打人事件后来不了了之，蔚少辉也未做出道歉。
    我指名道姓说这两件陈年旧事是想说明谢亚龙底下就是这样一班缺乏教养的人。朱和元不跟商瑞华商量就请来外籍助理教练，不跟商瑞华打招呼就擅自将马晓旭名字划掉，蔚少辉在澳大利亚更衣室领着球员高喊“杜伊，傻×……”在我看来，这些事完全符合他们的为人作派。
    然而，把足协这个烂摊子从上到下“一锅端”了又能如何？病根出在“上头”。谢亚龙确有冒充内行、心胸狭窄等个人问题，但他的很多决策其实都是紧跟“上头”做出的，只不过可能因为是秘书出身，对“上头”指示执行起来往往会更坚决、更生猛，如果“上头”错了七分，他可能会再错成完美的十分。现在，媒体上罗列的谢亚龙罪状，其实好多条他只是“替罪羊”。比如，让不懂女足的裴恩才带女足，这就不是谢亚龙的主意，而是先有某官员力荐；比如，南北分区赛制，最初是体育总局对三大球下达的指示，并非谢亚龙突发奇想；再比如，搞队委会、扩大领队权力，也源自体育总局关于“干部从后勤保障型向技术决策型转变”的文件指示，谢亚龙对此坚决执行的结果就是外行领导内行，领队指挥教练。也许，技术决策型功德圆满的最高境界就是领导亲自当主帅。
    至于究竟什么才算“技术决策型”，谢亚龙的回答只能是——“叉腰肌”。
    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总局对足协震怒”“总局领导狂批谢亚龙”之类报道，我一直感到很好笑，不知道是媒体表错情，还是总局领导表错情。难道总局领导不是在自打耳光？难道谢亚龙有什么决策是不经领导批准擅自做出的？
    体制不变，迟早清官也会变成庸官，好人也会变成恶人。■

作者系乐评人，专栏作家，长年撰写体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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