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早公开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钱钢】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以上，而美国在二十世纪七级以上地震总共二十次，总死亡人数一千三百八十人。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一、彻底改革巨灾应急体制。政府在灾难预警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我国亟需建立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筹职能区分明确的灾害情报信息系统和减灾事务管理系统。1包括中国地震局在内的各级灾害情报系统，负责向此常设机构呈递特定灾种的预报。依据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否宣布预警，在什么范围、实施何种等级的预警，由此预警枢纽（必要时由政府首脑）决断。
　　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灾害情报系统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在政府支持地震预报同时，要探讨市场（保险业）和民间组织（包括非赢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审视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群测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传模式，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地震观测的新方式。
　　三、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在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包括辨识地震谣言）。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同时存在地震危险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区，此事宜早不宜迟。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送达政府后，如决定预警，应在特定范围、以特定方式传布。
　　四、减压。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期待和积极参与。
　　五、建立预警过程的“复盘核查”制度。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事后必须检验，不要让决策的巨大难度，成为玩忽职守者逃避责任的理由。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展开汶川地震的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容纳一切意见，特别是中国地震界学术异见人士的意见，真正做到民主和公正。反思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任何机构和阶层的专利。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信守中国政府关于信息公开的承诺，向社会公开，接纳社会参与，让媒体充分报道。笔者呼吁，尽早公开没有任何理由视为“秘密”的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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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160、165，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