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从来也没能摆脱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
政绩GDP全靠她
又香又白人人要
让我来将你摘下
不给别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
　　这一首《茉莉花》，是一位读者看了7月24日《南方周末》题为《“茉莉花”到底开在哪》的报道，有感而发，据原歌词改编的。
　　《茉莉花》之争原本是旧事了。早在2002年，南京和扬州两个市政府就曾经为了这首民歌的归属大动干戈，六年来，不断加入争夺大军的各方众说纷纭，让这一事件成了无头公案。奥运会开幕在即，在颁奖音乐中，《茉莉花》再次被选用，这一段旧事又被人们提起。
　　《茉莉花》的最后归属其实并不重要，就像文章开头那位改编者改编的那样，大家都明白，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之争的范畴，变为一场利益的争夺。争夺《茉莉花》归属的各级地方政府，心头想的都是一码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文化原无疆界，利益才须划清。《茉莉花》的文化魅力无需各级政府你争我夺，事实上早已确立：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1年APEC会议、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1991年和2000年两次申办奥运会，《茉莉花》的旋律都曾经在人们的耳边回响，在大型歌剧《图兰朵》中，《茉莉花》的身影也频频闪现。惟其如此，评论的指向全都对准了各级政府的皮里阳秋：他们并非真正重视文化，一旦《茉莉花》不再吃香，他们扔得比谁都快。
　　话糙理不糙，理就是这么个理。但是，是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件？先不说，接着说另外一件事。

（二）

　　8月4日早上，刚睁开眼，手机上显示有两条短信，打开一看，内容完全相同：索尔仁尼琴死了。随即打开电脑，查看相关的消息，果不其然。索氏死亡的消息迅速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给同事回短信：“这下有你们忙了”。
　　5日，关于索氏死亡的报道评论成为国内媒体的一个重点。网络时代真是方便，哪怕是对索氏不太了解的人，在百度或谷歌上搜索一番，也能写出千儿八百字的评论文章。我的疑惑正在这里：人们对于索氏纪念，到底是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呢，还是因为他是个终其一生的反对派？
　　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索氏的文学成就来纪念这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是不能解除我心中的困惑。索氏的获奖作品是获奖作品是《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诺奖评审委员会把诺奖的桂冠给予索氏的理由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道义力量”正是我的迷惑不能解除的原因所在。天知道，要不是索氏终其一生的反对姿态，诺奖的桂冠还会不会落在他的头上。因为单就文学水平而言，索氏的成就实在不是那么辉煌和值得令人称道。然而，一旦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一旦站在国家关系的风口浪尖上，索氏显得异常令人瞩目。不是如此么？试问，有多少人读过《癌症楼》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所熟知的是《古拉格群岛》和《牛犊顶橡树》。再退一步讲，即使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也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才被《新世界》的主编誉为这一作品“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天知道，要不是索氏和政治有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普京和戈尔巴乔夫还会不会出现在索氏的灵堂。

（三）

　　《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看起来毫无联系，让我扯在了一起。其实我想说的，与《茉莉花》和索尔仁尼琴都没直接关系。文化有文化自身的标准和规律，这大概是时贤的共识。但是，文化从来也没能摆脱过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看似矛盾的逻辑其实正是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的内在逻辑。
　　揆诸于历史，我们会发现，陈寅恪先生一句“读史早知今日事”是多么贴切：记录孔夫子言行的《论语》现在是我们民族的经典，可是要不是历代帝王通过权力的手段把孔夫子立为“大成至圣先师”，谁知道这位黑格尔口中“一点思辨哲学也没有”的“世间智者”以及他那些“在哪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命运又会如何？李白要是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这一段渊源，这位“谪仙人”的诗篇是否还能流传千古还脍炙人口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而近年来纷纷扰扰的《论语》热，要是不是这一类图书存在巨大市场，我想各个出版社出版于《论语》相关的书籍时，热情肯定没有这么高。
　　对于《茉莉花》，你当然可以说是经济“强奸”了文化；对于索氏，你也可以说是政治让我们误解了文学。但是换一种思路，未尝不可以说是文化引导了经济，文化改变了政治。这样的思路，索氏自己早有自觉。他是这样说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