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可持续发展教育，真正开放地融入到大学的商业以及公共课程体系中去，“贝迩绿色”课程的探索之路耐人寻味

　　【《财经网》专稿/记者 张瑞丹】对中国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贾峰来说，2002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期间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有一天，在玛丽·盖茨楼（Mary Gates Hall）上课时，我突然走神了。当时，外面的天特别的蓝，树影婆娑，一只飞鸟划过。听着老师讲课，我边听边感慨，感慨在它（美国）的教学体系中，有很多方面是中国的高校要学习和借鉴的。我心想，中国的学生什么时候才可以接受这么好的教育？”贾峰回忆说。
　　也就在那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回中国开一门真正开放式的“绿色”课程。
　　两年之后，“贝迩绿色示范课程”正式在北京大学启动。迄今为止，这门公共课程已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五届共7期课程，涉及环境技术市场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环境公共政策研究、技术创新和工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话题。
    虽然目前已陆续有不少外地大学希望引进这门“贝迩绿色示范课程”，但在贾峰看来，要让这抹“绿色”真正融入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中，或许仍要经历孤独长路。

让商业绿起来
　　1900年，两个美国人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和亨利·格雷弗斯（Henry S. Graves），在欧洲学习森林保护课程时感到受益匪浅。当他们回到母校耶鲁大学后，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森林与环境学院，来教育学生思考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尽管之后的几十年，“环境研究”被纳入多数大学的课程，但“环境保护”这个命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环境与资源问题开始日益尖锐，资源型企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环境事件中时。1986年，时任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下称WRI）副所长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间大学为其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提供与环境管理相关的课程。
　　“传统的商业教学文化并不能很好地令学生意识到环境对企业乃至对社会带来的影响。”WRI市场与企业项目分析师凯莉·麦卡锡（Kelly McCarthy）对《财经》记者表示。
　　实际上，企业如果完全不考虑环境后果的话，将逐渐面临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商品价格不稳定等问题。那么，有没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替代品？或者，有没有一种新技术能够减少资源的消耗？企业领导者在商业运作的同时，需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1991年，WRI启动了“环境与商业管理学院项目”（Management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下称MEB），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嵌入工商管理（MBA）课程，使学生能在毕业后，顺其自然地将所学到的环境知识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
　　“当时也仅有少数商学院开始提供选修课，因此，MEB项目希望能通过选修课，教育这些未来的商业领导者们，如何去思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对企业同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麦卡锡告诉《财经》记者。“企业领导人将学会如何合理地利用资源，从中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将企业本身转变为环境友好合作伙伴。
　　后来，MEB项目进一步演变成一个被称为“贝迩”（Business，Environment，Learning and Leadership，缩写为BELL）的项目。
　　“与MEB不同的是，‘贝迩项目’更像是一个正式的课程，而不是像当初那样，仅仅靠提供教学资源，建立教学网络来引导学生”，麦卡锡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1992年，25所美国商学院开始在其MBA项目中提供环境教育课程。很快的，这一数字达到了100所。目前，全球已有300多所大学的MBA教育参与其中。

贝迩走进中国
　　1999年，WRI开始将触角伸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中国。次年11月，“贝迩项目”正式引进中国，开始与中国高校的MBA课程进行合作。
　　例如，受“贝迩项目”推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自2000年起，开始为其MBA课程提供“环境管理”选修课。
　　不过，注入“绿色”概念的MBA，始终局限于企业管理的单一层面。同时，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里，“环境管理”更像是一门研究自然科学的课程。
　　贾峰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培养那些受过综合训练，掌握全面知识，能够适应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的人才，才是贝迩课程最终需要达到的目标。
　　“这些人，恰恰超过一般人的眼光，超越传统的视野，能够把环境问题从基础的角度上，社会的系统化方面来思量”，他补充说。
    于是，通过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期间的思索，以及随后两年的筹备，一门名为“环境技术市场化”的公共课程，也就是“贝迩绿色示范课程”，在贾峰的推动下，于2004年在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开课。
    与中国高校普遍提供的传统课程不同，选修贝迩课程的学生来自不同高校或机构，并拥有不同专业的知识背景。以刚刚结束的第四届贝迩北大春季课程为例，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22个不同的大学和机构的122名学员，专业知识背景则包括环境管理与规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能源与资源工程、生态学、大气科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等。
    这门课程的另外一位主讲教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世秋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共课程的形式对传统的环境学科教育是一种革新，有助于环保教育在高校中的普及。
　　目前正在WRI实习的何钢，就是第一届贝迩课程的受益者。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地理专业毕业的他，当初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兴趣会转到“气候变化”这个如今非常热门的话题上。
　　“2004年春节，回家前看到（北大）BBS上有个关于该课程的帖子。介绍是以环境挑战为背景，以环境技术为切入点，以环境教育为手段，当时觉得很新奇，”何钢对《财经》记者说。
　　不过，除课程设计涉及前沿技术讨论外，真正让学生纷至沓来的，却是尚未在中国得以普及，而在西方社会中已普遍存在的，具有平等、开放、互动性的授课方式。
　　何钢认为，贝迩课程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因其彻底摈弃了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下“老师教，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方式，而选择了与西方接轨的方式，也就是从“设计、选题、调研、专家咨询、讨论、初稿、交流、再稿、演讲的全过程”。
　　张世秋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种教学方式所体现的优势非常明显。学生能在具备基本知识判断力，了解内容背景基础上，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达到知识互补。“能够更好地令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吸收。”他强调。
　　据悉，贝迩项目建立初期，其创办人就鼓励学生走出教室，接触自然，尝试将环境和社会实践注入课程之中。毋容置疑，贝迩项目所强调的实践精神也同样被带入了中国。

成长的烦恼
　　谢旭轩，第四届贝迩北大春季课程学员之一。他与其他6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了“公平贸易茶小组”，通过研究自由贸易下的茶叶销售模式和在中国推进公平贸易茶的可行性，建立可行的商业计划，并进行推广。
　　在三个多月的课程中，小组成员们通过与有关专家进行讨论，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得数据，并到贵州凤冈一个有机茶基地进行调研后，建立了一项包括消费需求、产品类型、销售渠道以及部门协调的商业计划。
　　在这个或许并不能在现实中运作成功的项目中，谢旭轩与其他成员一起，建立了“到2014年，在凤冈县至少建立2个示范村，种植符合国际公平贸易标准的有机茶，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计、 社区和土地得到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不过，由于各自专业背景不近相似，成员们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式上也有所分歧。
　　“一开始少不了争论”，谢旭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学环境的同学可能首先会考虑项目多大程度上触及环境敏感因素，而学经济的同学则会首先考虑利益最大化，以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不过，导师张世秋认为，这种由学术观点不同所引发的矛盾并不可怕，“恰恰投射出社会不同的群体在某个问题上的分歧。”
　　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由于小组目标一致，各成员彼此做出了妥协并最终达成共识。这种让步，在中国课堂中显得弥足珍贵。
    五年前的贝迩课程，涉及到了生物柴油、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可持续交通、生态肥、沼气应用和有机食品等多个环境技术主题，借以探索环境技术市场化的途径以及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而五年之后，随着全球环境技术需求加快，发展迅速，贝迩课程又将关注领域扩展至碳捕获与封存、氢气燃料的制备与应用、电动汽车、打印带碳粉回收与再制、公平贸易茶叶、节能合同管理、清洁发展机制、碳交易等新兴主题。
　　多年来的实践为贝迩项目积累了在中国推行绿色教育的丰富经验。不过，当“环保”概念似乎已逐渐走进各个行业领域，经过五年发展的贝迩，却因无法得到适当的关注和理解而倍感寂寞。
　　第二届贝迩课程学员、北京大学环境基金理事长助理阳平坚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在中国关注环境问题的人更多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
　　而在另一方面，贝迩课程也开始面临自身发展的瓶颈期——教师人手不够，教学时间有限，学生研究时间不足，成果总结不够专业，甚至连与课程教学改革相匹配的教材编制也开始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发展。
　　“形形色色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张世秋说。
    其实，早在一两年前，这个公共课程的负责人和老师们就已经开始感到力不从心。贾峰和张世秋这两个被学生们戏称为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的导师开始意识到，当贝迩课程的这种教学模式开始逐渐地被其他学校所运用，在社会上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之后，如何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并进一步加强其可实施性，已经成为他们所面临的新挑战。
    此外，贾峰和张世秋等人也希望，该课程可以不仅仅存在于北大、北师大等几所高校里，而是以一种“启蒙”的姿态，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以“不分学术高低”、“不分职位高低”的方式得以普及。
    或许，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大环境下，“绿色教育”的起步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都会经过一个被误解，再被重新接受的过程。在“绿色教育”这条路上，还注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