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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可能微调 但仍强调连续性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07-28 08:00]  

 宏观调控中的数量控制可能出现部分松动。但未来的调整会是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

  【财经网专稿/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随着通货膨胀的回落和经济增长放慢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中国宏观政策在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微妙平衡,终于出现了倾向性的微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逐渐成为下半年政策调整的重点。
  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这表明,决策层认为物价水平仍然高于合理的水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是推动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的关键。因此,未来的政策调整将会是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而在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的同时,适当的经济增长压力,或许能够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一系列政策在中长期的调整带来契机。
  目前,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即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却保持在高位,且仍有向上攀升的可能。如果国内宏观调控继续从紧,则有可能由于“外冷”与“内冷”碰头,对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带来过大的压力,损害国内经济调整以适应外部经济变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国内政策有略微放松的必要。特别是数量控制有“一刀切”的特点,难以体现“有保有压”的结构调整需要,可能会出现部分松动。
  沿海地区大都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受外需疲弱的影响最为明显,而这些地区往往资源匮乏,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最为敏感,可能成为政策微调的目标地区。对这些地区信贷和土地控制的适当放松,可以为企业适应生产成本上升,主动推动产业和技术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但是,信贷控制放松是否能够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资金且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资金的企业,仍然有赖于商业银行的效率。由于信贷控制,目前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互相担保的风险也逐步浮上台面。如果银行为了防止担保链条断裂,把资金投向倒闭风险最大的企业,则信贷控制的放松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爆发的时间推迟,未来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有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上升。
  更为重要的是,“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整很难改变两个趋势,即外需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一方面,无论是人民币升值放慢或出口退税的提高,都只是部分提升出口企业在与其他新型市场同行竞争中的优势,却不能改变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放慢的事实。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对资源类价格的控制似乎有利于沿海地区的中下游制造业,但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国内价格控制很可能导致供给短缺,目前的电力价格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价格控制同时还保护了一批相对不具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挤占有限的资源,加剧有竞争力企业的资源约束。因此,从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看,国内主要资源类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调不可避免,企业生产成本的压力很难由于政策微调而消失。
  由于外需放慢,中国贸易不平衡稍有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仍然高于决策者认为的合理水平,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可能会稍有放缓,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人民币升值虽然难以在短期内对通胀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是有助于部分消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对中国的影响。以石油价格(WTI)为例,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以美元计价的WTI价格上涨了88.7%,而以人民币计价的同类价格上涨了70%。尽管自汇改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已经达到了17.5%,但人民币从单边升值到双向波动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之前,如果人民币出现任何贬值,都可能是暂时的。
  扩大内需也已经成为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外需不振,稳定经济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内需。从这种意义上说,维持对经济增长的压力,有利于更有前瞻性的政策调整。这些政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往往被忽视,只有当经济出现放慢的时候才会被重新检视。中国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核心的结构转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战略转型还鲜有政策层面的具体动作。外需放慢是落实这一战略举措的压力,也是动力。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扩大内需同样需要体现“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整精神,在稳定投资增长的同时,着重刺激消费。刺激消费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可能从财政和金融等几个方面逐步推动。
  第一,降低居民税负,藏富于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是财政支持消费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在目前公共品供给水平较低、通胀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
  第二,提高存款利率。去年以来,由于信贷控制,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成本大大提高,虽然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仍然维持在7.47%,但有些企业的融资成本已经超过了10%,甚至更高。由于银行存款利率存在上限管理,居民存款的实际购买力受通胀侵蚀而不断下降。政策微调显示,贷款加息的可能性在下降,但除非未来通胀情况有显著改善,存款加息有其必要性。
  第三,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工具。提高居民收入固然是鼓励消费的基本途径,但在就业压力不减的情形下,收入增长很难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随着居民货币收入的不断积累,如何提高居民的投资收入显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增加居民除存款之外的金融资产,而发展公司债市场是必然途径。
  第四,增加对公共品的投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真实财富通常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在目前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居民只有依赖于银行存款,而由于存款的低回报特点,只能以高储蓄率来弥补。除了增加居民的财富,降低高储蓄率另外一个主要途径,是提高财政对公共品(包括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等)的投入,部分替代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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