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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来疗伤

《财经》实习记者 孙昊牧    [07-25 23:19]  

中国音乐治疗界和等待治疗的病人一样,也需要一次从内到外的“新生”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孙昊牧】首都师范大学的音乐心理学博士杜丽丽至今还记得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她初到地震重灾区——北川中学的场景。
  一开始,要和这些羌族的孩子建立起关系,并不容易。然而,在一首羌族迎宾酒歌后,僵局悄然打破。这些孩子加入进来一起唱羌族歌曲、跳羌族舞蹈。慢慢地,孩子们开始愿意交流。
  中国儿童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种音乐治疗确实对震后儿童的心理干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其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基本都需要先叙述经历,而这将迫使其重复恐惧的回忆。对儿童来说,这显然“有些残忍”。
 
音乐“奇迹”
  实际上,从国际案例来看,音乐疗法的功效远不止于此。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心脏搭桥手术后感染并陷入三度昏迷的病人,通过13次的音乐治疗,创造了完全恢复的奇迹。
  缔造这一奇迹的是国际音乐治疗学大师、美国纽约大学儿童音乐治疗中心主任克莱夫·罗宾斯(Clive Robbins)团队的治疗师。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罗宾斯与他后来的合作者保罗·诺道夫(Paul Nordoff)就已分别开始了针对残障儿童的音乐治疗实践。在合作17年后,他们创立了诺道夫—罗宾斯创造性音乐疗法,成为众所周知的著名音乐治疗方法之一。
  诺道夫—罗宾斯的音乐疗法强调即兴创作,即治疗师通过与病人的接触和交流,即兴创作、演奏或歌唱音乐。通常是治疗师与病人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治疗,要求治疗师能够观察到病人最细微的情绪和情感变化,并立即用音乐给予回应。
  这一方法几乎不用语言的交流。在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持续治疗后,很多患有自闭症、孤独症、身体残疾造成精神障碍的儿童,都被成功治愈。罗宾斯甚至针对一组患有听力障碍的儿童,通过治疗和逐渐地训练,将他们组成了一支小型乐队。
  除了精神病康复期的康复治疗和抑郁、焦虑等神经症的心理治疗外,目前尚无药物可用的儿童孤独症等儿童心理障碍,往往也采用这一疗法。中国音乐学院的张鸿懿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患孤独症的孩子中95%对音乐刺激都有所反应;如能坚持适当的治疗,大部分可以康复。
  按照门派来分,诺道夫—罗宾斯创造性音乐疗法属于音乐治疗中的主动法,主要是引导病人直接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此外,音乐治疗的主要技术门类,还包括聆听法即接受式音乐疗法和即兴演奏式音乐疗法。
  所谓接受式音乐疗法,即通过聆听特定的音乐以调整人们的身心,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包括音乐处方、聆听讨论、音乐引导想象等具体方法,是最常用的音乐疗法。
  这种疗法,目前在美国得到了较大发展。由美国马里兰州精神病研究中的海伦·波尼博士在1970年创立的“引导意象和音乐”(Guided Imagery and Music,简称GIM),就已经进入了音乐治疗的博士课程。
  即兴演奏式音乐疗法的主要代表,是音乐心理剧。这一方法创始人雅可布·莫瑞诺(Jacob Moreno)的衣钵,已由他的侄子约瑟夫·莫瑞诺(Joseph Moreno)继承。音乐心理剧是一种集体的治疗形式,治疗师引导参与者在即兴演奏中把自己的情绪问题反应出来,并录下来,然后在重放中讨论各自的情绪问题。而在随后的音乐心理剧中,运用音乐的投射技术和音乐模仿技术,把主人公带入“情绪状态”,通过把即兴演奏的音乐与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相对应,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个非言语的支持系统,从而使病人产生自发的改变。
  据了解,美国现有4000余名注册音乐治疗师,分布在各地的医疗机构中。张鸿懿教授告诉《财经》记者,目前美国大部分医疗机构都接受了音乐治疗这种技术。而在养老院和精神病院,甚至有法律规定必须聘请音乐治疗师。
  
西风东渐
  现代音乐治疗最早被引入中国,源于一次临时改题的演讲。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封闭了许久的中央音乐学院非常希望能聆听世界的声音,遂聘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美籍华人音乐家刘邦瑞教授做流行音乐讲座。在演讲开始之前,刘邦瑞告知大家,他的真正专业是音乐治疗,不如就讲讲音乐治疗吧。
  于是,这一新兴的学科概念伴随这次临时改题的演讲,就此为人所知。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张鸿懿回忆说,那也是她首次听说这门学科。如今,张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治疗的奠基人。
  中国心理学界对这一新兴的领域迅速作出了回应。像北京大学心理系,就通过实验做出了音乐与人的情绪关系的研究报告,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学科表示了认同。
  1984年,张鸿懿偶然接到福建鹭江出版社的合作邀请,制作了据称中国第一盘曾上过《新闻联播》的胎教音乐,并获得了对音乐治疗研究的资助,从此正式走上音乐治疗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心理学界得以恢复和重建。198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正式成立。这时,张鸿懿以音乐治疗专家的身份,成为了协会中惟一有音乐专业背景的成员。
  1986年到1988年间,张鸿懿和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合作,进行了题为“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缺陷的音乐疗法”的课题研究。这一课题当时还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与北京的音乐治疗发展几乎同步进行的,是源自长沙医疗系统的另一支音乐治疗队伍。
  同在1984年,长沙马王堆疗养院自主编辑音乐给疗养的老干部听,并测量他们免疫功能、血压等生理指标在听音乐后的变化。他们发现,音乐对身体健康有积极的作用。马王堆疗养院将此命名为“心理音乐疗法”,并作为一个新兴的项目准备推广。
  当时长沙人民医疗器械厂的厂长极具眼光,他将两台当时市面上常见的夏普录音机焊在一起,中间加一个简单的操作板,就构成了一个工作平台,可以实现两边互不干扰地同时播放。器械厂厂长将这一仪器称为“音乐心理治疗仪”,售价定为一万余元。
  马王堆疗养院与人民医疗器械厂一拍即合。他们聘请了湖南湘雅医院的精神科专家讲学,开始在全国开讲座,向各大疗养院和精神病院推广音乐治疗的征程。据说,推广工作进展顺利。几年内,长沙人民医疗器械厂的音乐心理治疗仪售出近百台。
  1988年,当推广讲座开到深圳的时候,张鸿懿也受邀参加了这次讲座。就此,来自音乐界与医学界的两支音乐治疗队伍顺利会师。
  1989年10月,筹备一年的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100多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
  同在1989年,中国音乐学院招收了中国第一批5名音乐治疗专业的专科生,这些学生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安康医院、徐州精神病院等,他们都是在精神病院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护人员。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音乐治疗已经顺利开展。1993年,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加入了世界音乐治疗联合会,由此正式与世界接轨。

“江湖”混战
  尽管开局顺利,但对于国内音乐治疗现状,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陈菀深表忧虑。
  据陈菀介绍,目前,国内真正受过系统教育的人数还很少、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音乐治疗学会组织较为松散,甚至在尚未形成学派之前就开始了门派纷争。
  2007年底,中国音乐治疗学界就在媒体上演了争夺“音乐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的口舌之战。激辩的一方,是美国国家注册音乐治疗师、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及音乐治疗研究中心主任高天;另一方,则是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支持下的福建第二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室主任邱宜斌。
  高天系美国天普大学——仅次于纽约大学的音乐治疗学最高学府——音乐治疗专业研究生。高天通过求证获悉,邱宜斌只是在日求学期间选修了音乐治疗的课程,因此指责他非音乐治疗科班出身,并将此公之于众。
  邱宜斌系医科出身,在福建第二人民医院的临床治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得到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的认可和支持。目前,他担任该学会的副理事长。
  在“音乐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的争夺战中,高天辗转劳动部、卫生部,最终在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申请了认证资格,开始自主培训、考试并授予资格。但同时,邱宜斌也在积极准备申请认证资格,并公开宣布不承认高天的所谓资格认证。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肖迅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学会理事会认为中国的音乐治疗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基础和大众环境,真正从业人员极少,不具备培训和认证治疗师的条件。但对于高天所获得的资格认证,肖迅不愿置评。
  同时,肖迅表示,中国的音乐治疗目前遇到了“瓶颈”期。尽管成立之初发展迅速,但仍难以被卫生系统等了解和接受。同时担任回龙观医院音乐治疗师的她告诉《财经》记者,尽管音乐治疗室在回龙观医院已经设立了20年,但这种治疗技术还是不被同院的其他医生所认可。这也与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极为类似,很大程度上仍被外界认为是一种“娱乐”形式。
  没有人知道,音乐治疗在中国何时能走出“沼泽地”。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种“音乐魔力”的诉求,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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