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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环保诉讼难题

《财经》实习记者 张翃 蔡梦洁    [07-04 21:43]  

“起诉难,审理难,判决难,搜集证据难,执行难。”环保诉讼路上关卡重重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张翃 蔡梦洁】“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办公地点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一栋老旧居民楼里一套简陋的一居室。中心主任王灿发打开防盗门迎接《财经》记者时,一眼便可看到正对门口的“厨房”里的灶台和堆着的锅。
  “一开始在2门,后来搬到1门,再后来才又有了4楼的那个办公室。”王灿发简单地描述了中心从1998年创办至今的“扩张”过程——从一个一居室,到两个各不到40平方米的二居室;从一台电脑变成十几台电脑。当然,不变的是那部电话。
  “帮助中心”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由大学教师、学生和律师组成的志愿者组织,主要目的是为环境污染受害者代理法律诉讼。
  自1999年11月1日中心开通热线以来,日均接到十几个寻求环境法律援助的电话。而今,通话记录本已摆满了一面墙的壁橱。在它对面的书架里则是满满当当的卷宗,记录了这个中心十年来参与的110多个环境案件。其中,“北京潘家园小区南里居民状告北京市规划委”“福建省屏南县溪坪村村民诉屏南县榕屏化工厂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案”等案件,在国内影响颇大。
  中心主任王灿发用了一个字来概括援助中心十年的故事——难。
  
为受害者解难
  王灿发产生创办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想法,源于1994年《中国环境报》刊登的一则消息:江苏省邳州市养鸭大王养的4000多只鸭子,因上游流下的污水毒害全部死亡。“养鸭大王”屡次向政府部门反映却没有结果。王灿发看到报道后,便给当地环保局写信,表示愿意帮“养鸭大王”打官司。
  “他们三个人就跑到北京,找到我家,要我一定要帮助他们。”王灿发回忆道。他作为代理人免费为受害者进行诉讼,“养鸭大王”最终得到了40万元的赔偿。
  “我想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是很难胜诉的。”王灿发说,许多环境污染受害者既没有财力进行诉讼,也不懂环境方面的法律,要通过打官司赢得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尤其是缺乏了解环境法的专业律师,也使得受害人作为原告,在法庭上难以与被告进行有力辩论。“就连他在当地请的律师,都来问我:‘王律师,什么是COD(化学需氧量,反映水污染程度的一项基本指标)’”
  于是,王灿发创办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目前,中心有几十位志愿者,主要成员是来自几所大学的法学院教授,以及一些从业律师。每周一到五,还会有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轮班接听热线电话。
  由于精力有限,中心对支持的案件有所选择,“重大的,典型的,当事人特别贫穷的”是接收案件的三个必要条件。截至目前,中心已经代理了110多件案子。
  
诉讼之难
  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因素,中心还能代理更多的案件。
  “有时候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案子,也派了律师,但律师写了诉状递交法院,法院却拒不受理。”王灿发说。法院拒绝受理案件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在王灿发看来很多都站不住脚。“你可以判我败诉,但你不可以不受理。”
  即便法院受理,从立案到开庭,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王灿发举例说,贵州有400多位种植柑橘的果农,状告附近开发区污染导致他们的果树落果、颗粒无收,立案后五年才开庭审理。
  对于污染受害者来说,搜集证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灿发说,如果当地政府支持污染企业,当地环保局根本就不会为原告提供污染的数据。此外,原告请求赔偿,需要鉴定单位评估损失额,这往往遭到拒绝。而缺乏损失额的评估依据,往往成为法院判原告败诉的理由。
  “最让人头疼的是一些案件不能公正地判决。”王灿发说。
  在王灿发接的一些案子中,尽管其对胜诉具有相当有信心,但最终结果还是败诉。一次,一位法官忍不住私下对王灿发说,“按道理是应该判当事人胜诉的,但是我不能。”
  王灿发说,“法院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会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判这个人胜诉,会不会有很多人跟着再起诉……”
  “起诉难,审理难,判决难,搜集证据难,执行难。”王灿发如此总结环保诉讼路上的道道难关。中心十年来接手的110多个案子里,胜诉率只有30%。
  而即使是最终宣布胜诉的案件,能否按照判决执行也仍然是个问题。有的企业以亏损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例如,中心2002年参与的一起诉讼,虽然胜诉,但法院至今没有按规定退还诉讼费和鉴定费。
  
求解诉讼难题
  在法律专家看来,环境污染案件诉讼难点的核心在于个人与企业、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
  “环境污染案件危害到的往往是一个群体,但‘群体’不等同于‘集体’”,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金荣告诉《财经》记者,对于一些引起群体受害的污染事件,法院常常由于担心原告人数过多,会造成过大的社会影响,要求受害者分开单独起诉。但对于受害者个体而言,势单力薄,诉讼成本过高,只能望而却步。
  受害者能否请人来代理诉讼?中国法律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就排除了由那些更有能力的公益性组织代为诉讼的可能性。黄金荣介绍,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虽然法律对于民事诉讼人有类似的规定,但允许公益组织对污染企业进行举报。若企业在期限内未能终止损害行为,该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代表受害者进行诉讼的路走不通,在中国,更多的环保公益组织希望通过加强对污染信息监督的方式来帮助污染受害人。“绿色和平组织”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告诉记者,国际经验证明,通过要求企业、政府公开污染数据,能够大大降低受害人掌握污染信息的难度,且信息公开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减小污染排放的有力手段。
  创立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直致力于企业污染信息的公开。他认为,今年5月起开始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使得隐瞒环境信息者难以推诿。但他也表示,相比环境信息公开化成熟的国家,这些法规还有完善的空间。比如,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企业建立常规性、定期公布有毒有害排放数据的强制机制等。
  立法层面另一个重要进展是今年2月28日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相较其他法律,这部法律增加了许多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条款。王灿发告诉《财经》记者,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已有几十部,却只有部分涉及了环境损害赔偿的问题。
  在种种难题未能得到解决之前,污染损害受害者往往只能通过信访或者“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这样的公益组织来帮助他们维权。
  除了王灿发的法律帮助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也于2005年提供类似的诉讼援助。其法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虽然他们有七八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签约志愿律师,但由于中国环保诉讼的难度很大,他们也对接手案件有所选择,所以一年接的案子“只有几个”,能够胜诉的,则不过两三成的比例。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全国上下关注,中国的环保组织也在不断增加,但进行环保公益诉讼的组织属凤毛麟角。“诉讼这一块,得不偿失。”另一个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无奈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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