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中平常而普通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财经网》专稿／特约记者 龙盛平 发自成都】

（一）市民
　　5月12日下午的那场8级大地震，发生得毫无征兆。
　　地震发生时候，成都某单位15楼的刘先生正在办公室打电话。他先是感觉到座椅一阵晃动，第一反应是“地震了”，但是随即自我否定：怎么会呢？是头有点晕吧。
　　这时，座椅开始剧烈晃动起来。砰的一声，水杯从桌上掉到地下，摔得粉碎！
　　各楼层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在剧烈的震动中，刘先生本能地向楼梯间冲去。冲到楼梯间，大楼摇晃得更厉害了，刘先生蒙了，停住了脚步，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身后一名同事一个箭步冲前摁下电梯按钮，对他喊道：“靠墙，靠在两堵墙的中间不要动！”
　　刘先生事后说，他的大脑当时根本不思考了，同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站在两面墙形成的90度处，绝望地忍受着恐惧的震动，空白的大脑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楼要垮了，我要被砸死了。
　　电梯来了。楼梯间很黑。电梯门开启时透出的那一道橘黄色的光亮，给刘先生留下了特别强烈的记忆。事后他也非常奇怪，乘了十年的电梯，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电梯门开启时会有一道奇特的、仿佛是从天国发出来的光亮呢？
　　刘先生跟在同事后，冲进电梯，电梯门无声地关上了。“我觉得电梯好像没动，后来动起来了，但是更恐怖，一跳、一跳地往下坠，15楼到1楼，用了好长的时间啊，出了电梯门，腿都软了……”
　　怀着劫后余生的幸运，刘先生随大家跑出大楼，冲到大街上。大街上人站得满当当的，公交车、小汽车，处于半瘫痪状况。
　　一名同事夸张地向刘先生鞠了一躬：向勇士致敬！你用生命挑战了地震不能坐电梯的定律！
　　3时许，确切的消息传来：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成都不在震中，相对安全。
　　4时许，刘先生得到单位通知：可以回家查看灾情，处理善后。
　　与此同时，交警全部出动，疏导道路交通。
　　有汽车的人，携家带口蜂拥出城。一些人家选择往郊区的“农家乐”避难，还有的人，在就近的公园、绿地，铺上席子、塑料布，在外露宿。
　　13日凌晨的一场大雨，将很多露宿者淋回了家。14日，露宿者的帐篷，如雨后的蘑菇，茂密地生长出来。
　　地震发生后，悠闲并且善于休闲的成都人，在每晚一趟趟躲地震的惊恐中，依然不失休闲和幽默的本色。他们在自家搭建的简易地震棚前，悠闲地磕着瓜子，啃着卤鸭掌鸭翅，打扑克、吹牛、自嘲，享受着柳树下美丽的傍晚，衰减和弱化着内心里对地震的恐惧。
　　
（二）警察
民警小吴：孩子们满是污垢的小脸小手，在他眼前晃动
　　大学毕业、公招当上警察的小吴，警龄才一年多一点。记者到他所在的派出所时，他正在院子里，和一只活泼的小猫玩得起劲。
　　在对都江堰的救援中，他被分配到火葬场执勤。他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那一幕实在太惨了，那些孩子满是污垢的小脸小手，一直在他眼前晃动。家长们那些压抑的哭声和抽泣，久久地回响在他的耳畔。他希望得失忆症，把那些孩子从记忆里抹去。
　　在记者一再请求下，小吴声音低沉地开始了叙述：14日，那些孩子被大量发掘出来后，就被“拖板鞋”一车车地拉到火葬场。“人太多了，一车四五个，卸下来摆在那里，等候火化。火葬场设计的火化能力很低，一天只能够烧十多具。家长们都跟过来了，那个等待的过程，好揪心啊！”
　　担心家长们情绪激动出现意外，一些在别处参加救援的民警，被抽调到了火葬场执勤，小吴是其中之一。一些家长流着泪，机械地用矿泉水给孩子洗脸。一些神情恍惚的家长，出现了幻听幻觉，抱着孩子不让烧，说看见孩子动了，还喊了一声妈妈，哭喊着要把孩子送到医院抢救。
　　骨灰盒一个一个地送出来了，家长们泪眼相望，相互约定：选块地，把孩子们埋在一起，免得孤单。
　　小吴说，太残酷了，如果有选择，他宁愿去挖掘掩埋尸体，也不去那里值守。小吴拿出手机，哽咽着，为记者读起了那首通过手机短信广为传播的小诗——
　　孩子/ 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妈妈怕你碰了头
　　妈妈/去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
　　妈妈/去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们说/不哭
　　妈妈/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慢慢地走
　　小吴没把诗念完。记者的泪，和他一起流。
　　
民警老张：我很失败，没救出一个活人来
　　民警老张从14日起，和另外两名民警，共率150名民兵，负责对都江堰居民楼的发掘搜救。
　　他们14日晚都江堰后，立即担负起对一栋六层居民楼的搜救。“很惨，当时凡在家里的人，几乎全部遇难。我们打着手电筒开始清理。周围的房子歪斜着，一片死寂。救援工作进行到15日凌晨3点，休息了一会，7点又接着干。9点过，在废墟上扒出了一个洞口，对着洞口喊话，得到一声微弱的回应。我好高兴，马上调了20个民兵过来。”
　　由于需要动用吊车把预制板吊走，才能够把人救出来。但是场地狭窄，必须先找铲车，清理出一块空地，吊车才能进来。找罢铲车再找来吊车，已经是下午3点了。
　　现场需要50吨的吊车，到来的吊车吨位不够，把能吊的都吊了，也只是露出了一个能够容一人进出的洞口。往下看，可以看得见有个空间，但无法判断这个空间是二楼还是一楼，仍然无法下去救。再对着下面喊话，没声音了。
　　被困者的儿子冲上来，拼命要往洞里去救他爸，被老张他们拉住。他跪在地下哭喊：我是他儿子，我是他儿子啊！
　　吊车撤走了，对这栋楼的搜救彻底结束了。老张带队转移，临行前回眸最后一望，眼泪夺眶而出。
　　老张说，每天救援开始，他都在心底祈祷：哪怕让我救出一个活人来也好啊！但截至5月19日，一个活人也没救出来，“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狱警萧强：扔下女友步行回到监狱
　　当市民们纷纷往空旷地带转移的时候，警察们冒着危险，赶回单位待命。
　　萧强（化名）是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下属某监狱的的一名警察。地震发生时，休假的他正和女友漫步在成都市科华北路。他们原计划逛完街后，再一同去看望萧强的姐姐。
　　地震发生时，女友吓得紧紧地搂住萧强，浑身颤抖。最初那几分钟的强震过去了，萧强松开女友说：我要归队了。女友愕然：危险还没过去，你走了，我怎么办？萧强说，你只有自己回家了。我是警察，必须归队！女友哭了，拉住他不放：你不管我也就算了，震得这么凶，你姐姐家现在咋样了，你总该去看看嘛！
　　萧强狠心挣脱女友：监狱里有几百名犯人，出了危险，这个责任哪个来负？
　　监狱离市区有十多里路，萧强心急如焚。可是他既乘不上公交车，也叫不到出租车。萧强说，那天，他是“甩火腿”——步行回到监狱的。事后，萧强和同事们开展“表扬和自我表扬”时说：别人都往房子外头跑，我们还往房子里头冲，犯人安全转移在先，我们撤离在后，脑袋在那一刻，怎么都变“方”了呢？
　　一名身材矮小的同事，在转移完犯人后，又返回5楼，把一个走不动的高龄犯人背到空旷地带，被大家加冕为“方脑1号”。
　　但这些“方脑壳”，在那天把好多犯人都感动哭了。
　　萧强的女友现在还没搭理他。萧强说，没事，等哪天忙过来了，给她下个“矮桩”就好了，“我那天不及时赶回监狱，在同事面前就会抬不起头来，她肯定不希望我这样。”

女民警小李 ：地震了，警察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城区某派出所民警小李，在八小时之外，是一个讲究生活品位，颇具小资情调的女性。
　　那天，轮休在家的她，午休起来正在浴室冲凉。忽然，一阵接一阵猛烈的震动，差点没把她摔在地下。梳妆台上的香水、化妆品，还有一些精致的小摆设，稀里哗啦地摔了一地。小李说，她马上反应过来，地震了！于是，她立即穿上警服，驱车去派出所。
　　“我们所里所有在外的同事，都开着自己的车赶回来了！那一刻，我非常感动，为自己，也为同事们。”
　　小李说，很久以来，她私下里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警察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对待工作，她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做好职责内的事，“有点懒，对进步没追求。但从那天起，我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觉得，至少在地震期间，警察必须成为我生活的全部！”
　　小李和同事们的工作时间表是这样的：早上8点—晚上8点，处理所上的日常工作；晚上8点—12点，驾车巡逻。然后和夜班交接，轮到谁值夜班，谁就是24小时连轴转，还不包括处理突发案件。已经六天没回过家的小李，脸色苍白而憔悴，她声音嘶哑地告诉记者，从12日地震发生后，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大家都心甘情愿，要说有怨言，那就是觉得在抢险救灾上，男女‘不平等’。每天，所上都要抽调五名警力去都江堰参加抢险，可是不要女的！”
　　桌上，放着从食堂里打来的简单饭菜，小李懒懒地扒了几口说：“吃不下，心里难过，很累，还睡不着。”电视里，还有去都江堰参加救援同事带回来的消息，让她觉得良心上很愧疚，“我必须亲手为灾区做点什么，良心上才过得去。”
　　小李说，13日晚，她算是把心愿了了：在当晚下班后，她和同学冒着余震，在风雨交加中去了都江堰，向当地捐献了1000元的药品和食品。
  
（三） 志愿者     
矿山老板刘刚：捐钱、捐物、捐人都可以
　　成都市玉双路，四川省红十字大院里，穿着背心，露出手臂上强壮肌肉的西昌某矿山老板刘钢，在院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等待着红十字会派遣去灾区救援的任务。和他一起从西昌来的还有几名同伴，其中宋光荣已经64岁了。
　　大院另外一处，坐着一群来自广州、北京、大连、长春等地的志愿者，也在等待派遣。和刘钢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参加了绵阳、都江堰的救援工作，是“资深”志愿者了。
　　宋光荣告诉记者，刘钢已经捐款50万元，但是仍然希望能够亲赴灾区，直接为灾民们做点什么。“我们已经来成都两天了，还没有去成灾区，心里确实有点着急！”
　　正说着，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办公楼下来了，高声问道：“到火车东站接一批车，谁去？”刘钢立即振臂高呼：“我们去！”工作人员强调说：“是重车，接到后，要直接押车到汶川等地，比较危险，去吗？”刘钢说：“我们是西昌出来的，体力好，爬山、开车都行！”
　　得到应允后，刘钢挥动拳头，很坚决地对记者说，为了救灾，“捐钱、捐物、捐人，都可以！”
　　　　　　　
“专业人士”厉强：世界需要爱心，得有人来奉献
　　这是一个12人的团体，相识相交于成都，凭着“志愿者”三个字，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抗震救灾医疗队。
　　队员之一的厉强，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医生，他很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我们都是有专业知识的人，灾区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不过，开着一家私人医院的他，已经很久没在医疗第一线了。
　　这支小分队从5月15日开始工作，已经去了绵阳、都江堰抢险救援。问及救援了多少伤员，厉强坦言：“我们要服从当地的指挥，有时也护理伤员，更多的时候，是担任分发、登记物资的工作，医生的作用，没怎么发挥出来。”
　　厉强说，他已经向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交了书面建议，其中一个的内容，就是把志愿者专业分类，服务时间分类，合理搭配，下派灾区。
　　作为很赚钱的私人医院老板，厉强是这样解释自己当志愿者的动机：世界需要爱心，光有钱不行。很多私人老板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应该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提升，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灾区人民树立信和勇气。
　　厉强认为自己属于“专业人士”。他儿子刚刚14个月，来四川，老婆没同意，“我这人比较大男子主义吧，我觉得自己做得对，就来了。可能会死，但总得有人出来奉献吧。有专业的人士，应该冲在救援第一线，面面俱到，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支以医生为主的救援队伍里，有一名来自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自诩为“北京钻石王老五”，今年40岁，尚未结婚。谈起参加志愿者的动机，这名叫杨震源的开发商调侃说：“穷得只剩下钱了。”
        
队长晓攀大姐：希望多发挥点作用
　　年逾50岁的队长“晓攀大姐”，有着多年部队医院工作的经历，现在供职于长春市政府某部门。晓攀大姐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很不客气地问记者：谁告诉你我是“晓攀大姐”的？
　　记者的诚挚，打动了晓攀大姐，她说，很多东西到了媒体，或被扭曲、或被放大、或被人为拔高，“说出来你别生气，我对媒体记者印象不好。”
　　晓攀大姐这是第二次参加地震救援了。第一次，她19岁，探家，火车在天津遇上了唐山大地震。“作为服役的军人，第一次参加地震救灾，是被动的，赶上了嘛。这次却是我自己主动的。经历过唐山地震，一看到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一想到人们在废墟里的那种痛苦、窒息、恐惧，我是一分钟也没法在长春呆，马上就飞过来了。”
　　晓攀大姐的儿子、丈夫，至今不知道她已经成为了灾区志愿者。晓攀说，她在政府部门负责招商引资，出差十天半月的，是常事，“我自信有部队多年的锻炼，来这里不会成为负担；家里经济条件，也能够承担，就请了探亲假（爱人在北京工作）自费飞过来了。”
　　红十字会里，救援物资很多，矿泉水就一堆一堆地码在院子里，有志愿者随便拿来喝，晓攀大姐很是看不惯。她说，我们不！哪怕是一瓶水，我们也是自己掏钱去买。那些水，是大家捐献给灾区人民的，不是捐献给你的，不管你是谁，你都没有权力拿来自己喝！
　　这时，红十字会又来任务了：要一批身体好的到绵竹，不要女的。志愿者们私下悄悄说，可能是尸体掩埋，女的肯定不能去。
　　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很快就组建成了，晓攀救援队里，也有两名志愿者加入。望着整装待发的队伍，晓攀说，看来，我在这里也不能够发挥多少作用了，我还是去联系下成都陆军总医院吧。到那里，我也许能够多发挥一些作用。
　　　　　　
警察杨忠文：我是一名老兵
　　来自大连的现役警察杨忠文40多岁，肩搭一条白毛巾，不时轻微地咳嗽几声。他精神矍铄地从红十字会领取了一批关于灾后精神辅导的书，正往他们自己驾驶的一辆越野车处走，边走边告诉记者：绵竹已经去过了，今天是到汉旺，准备将这些书挨家挨户地发到灾民手里。
　　18日早才从上海飞过来的林飞缠住了他，请求加入他率领的救援队。林飞说，自己从陆军两栖部队退伍下来不久，是个爆破兵，“和平时期，我是预备役，现在，我就是现役，我要跟你们一块去灾区！”杨文忠瞪了他一眼：你两栖，我还空军呢！随即很高兴地收下了他。
　　杨忠文和林飞都是请公休假过来参加救援的。杨文忠说，12日晚，他看了一夜的电视，流了一夜的泪。13日，到单位捐了3000元，请了假，然后迅速募集了20多万元的药品，“当天就飞过来了，灾区现在急需消毒剂、口罩、蜡烛，我已订好了飞机票，今晚从汉旺赶回来后，马上飞大连搞些过来。”
　　杨忠文掏出警官证，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是一个老兵，转业后当了警察，虽然没什么钱，但是有很多朋友。他带到四川来的药品，都是向那些有钱的朋友募集的，其中仅大连辉仁制药公司的老总，就捐了出厂价15万元的药品；大连东风电器厂的经营总经理单强，干脆直接和他一起来了成都，“在成都，我们这个团体合作得很默契。”
　　单强说，我也是一名老兵，就叫我“上尉”吧。灾情发生了，我们当兵的，应该冲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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