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迅速编织了一套“身份识别系统”

　　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
　　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演员）“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那就填“教师”。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填写的是“资本家”，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从此，“资本家”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在农村，老解放区是1948年，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年-1951年“土改”开始，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地主中还有一种“恶霸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
　　绝不是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虚的“帽子”还是可以继承的。“成分”，已经溶化到血液中，随血缘关系往下传，往四周扩散。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富农，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文革”时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血统论的宣言，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
　　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也即“剥夺剥夺者”完成以后，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要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就必须保存“阶级”；要把“阶级斗争”大旗扛到底，“阶级”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由谁来继承呢？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又发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已是后话，不提。
　　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一直遍及穷乡僻壤、边远山区、荒原牧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油、布匹、棉花直至火柴、香烟、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便不能生存，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白毛女”的勇气。
　　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再没有其他差别。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这点还是公平的。
　　但是，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了，有许多甚至被“关、管、杀”了。就说年轻一代，首先是上学，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你根本没有当“班干部”的份；考取了大学，“成分高”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嘛。毕了业就业，“成分高”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口号就是“成分高”的毕业生的前景。
　　这个“成分高”也需要诠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成分坏”。但不知怎么，在新社会，旧社会的金字塔虽然颠倒过来了。大家仍然以在旧社会所处于的层次来区分人的阶层。这不见于任何文件，只是老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人们的口语不像“正式文件”，还不好意思把“坏”字加于某个群体头上。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重要的部分，如果“成分高”，你在哪个单位都别想混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用的是今天的词。那时，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有“成分好”的人的圈子——“革命的主力”组成“主流”。党团员是核心圈，是“主流”；其次是团结在党团员周围的积极分子——“革命的依靠力量”；然后是普通群众。
　　你别以为你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分好几层，“成分好”但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落后群众”也比你强，你会比“落后群众”更落后，总是再教育、被监督的对象。■

摘自《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中“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次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参见2008年第10期《财经》杂志“本刊5月荐书”。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