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议政，兹事体大，不能道德与文化齐飞，法治共情感一色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李多钰】

姜昆代群众提出了什么问题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姜昆提出名为《“灰色文化”危害日趋复杂，加强管理建设势在必行》的提案（详见中国曲艺网全文）。全案的主旨是提醒有关部门重视“灰色文化”的“灰色污染”问题，建议“齐抓共管治理污染”。
　　所谓“灰色文化”，姜昆委员没有给出完整定义，只是大致框定了一个范围，指“在手机短信息、互联网和城镇茶社、夜总会、桑拿洗浴场所等领域”“大量存在”的低级趣味、娱乐眼球的不良文化。姜昆委员还提出了抓的方法，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来抓这件事情。
　　这个提案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无比貌似政府部门扫黄打非的工作计划，而不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议案。他的立场是政府部门的立场，姿态又是文艺工作者的姿态。这样奇特的立场和姿态，昭示了有些政协委员对个人身份的认同错位。
　　政治协商工作不是政府工作，协商应该有协商的立场和姿态。依据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这里说的非常清楚，政协的立场是民生的立场，而不是政府的立场，是代群众向政府提出民生问题，而不是针对群众提出管理问题。
　　代群众提出问题，首先应该清楚宪法所说的“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是指哪些问题。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本届政府所强调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无非三个大类，立法问题、执法问题、财政问题。这也是一切民主政权用以解决民众生存权和社会公平的着力点。社会文化问题很难归入民生问题，因其产生原因极为复杂，根本原因大部分也来源于政治经济，非群众所能左右。姜昆委员感觉我们的社会出了“灰色文化”的问题，其情也切，但是因而要求政府部门加强对群众正常生活的管理，这个方向似与服务群众的思想背道而驰，同时也背离宪法的民主精神。
　　代群众提出问题，其次要弄清楚问题的源头（责任人），材料要明确，不能够针对无法界定的责任人，以含混不清的现象当事实材料，来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比如说这个议案里，究竟谁是“灰色文化”的制造者？谁是“灰色文化”的受害者？如何甄别“灰色文化”制造者的“低级趣味程度”？如何甄别“灰色文化”受害者的受伤级别？这些都没有经过严密的论据和论证，最后就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要齐抓共管。抓什么管什么？抓手机供应商还是使用者？管茶社里说相声的还是听相声的？参政议政，兹事体大，不能道德与文化齐飞，法治共情感一色。“网络暴民”有胡说的权利，政协委员没有。
　　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姜昆委员的提案里也提到了。电影的审查标准问题，《色，戒》和《苹果》为什么遭遇不同的待遇，这才是值得政府管理部门深思的立法和执法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恰恰部分解决了姜昆委员提出的“灰色文化”问题。社会文化为什么灰色地带多，不是因为管得不够，而是管得太多太乱，你抓一下，我抓一下，今天抓一下，明天抓一下，没有标准，没有管理依据，也没有给予行业自治的权限。解决了管理标准与社会文化自治问题，政策寻租自然少了，文化的灰色地带便更容易纳入法治范畴。
　　姜昆委员在提案里说，“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不能不为此忧心忡忡”。这句常用的客套话恰恰提示了，姜昆在写提案的时候，身份认知是含糊的。写提案的姜昆当然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个身份极其崇高，极其重要，不需要通过普通文艺工作者掏心窝子的方式来加强提案的感情色彩。加入了感情色彩以后，就容易让人弄不清楚，这提案究竟是站在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说话，还是站在一位代表广泛的相关领域的群众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的立场说话；这忧虑和责任感，究竟是一名普通文艺工作者的忧虑，还是一名全国政协委员的忧虑和责任感。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名政协委员的立场当然是不可能一样的。普通文艺工作者代表自己，有好恶，有恩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群众，没有好恶，没有恩怨。
　　
相声的道德问题
　　姜昆先生的上述提案传出后，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来自相声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不解。德云社部分成员表现比较激烈，情有可原，德云社从茶社发家以社为名，如今生存之地被框入齐抓共管的治理范围，饭碗有被没收的危险，能不急吗？不过，和相声界的每一次武林大会一样，参与者的拳脚焦点永远都不在专业上，道德问题永远是有些人拿来杀人的终极武器，郭德纲的道德问题又被很多人拿出来狠狠地说了一番。
　　郭德纲2004年出名以来，反“三俗”问题就一直围绕着他。郭德纲为此写过一则相声，《我要反三俗》，内中讽刺那些天天要反“三俗”的人说“相声就是教育人的。你的工作就是教育人。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哪怕损失十几亿的观众，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反对庸俗、低俗、媚俗”；郭德纲说：“放了相声吧，饶了它吧。它能带给大家一些快乐，就够了”。
　　郭德纲是一个明白人，从非常的个人体验中获得的明白。
　　相声界为什么会走入道德评价的死胡同里，还应该追根溯源60年前，相声从民间最鲜活的生活土壤里被拔了出来，获得了政治肯定的艺术地位。捧得太高了，掉不下身段来，为相声赋予了超乎自己职业范围的“道德感”，最后离观众需要越来越远，捧杀了。
　　郭德纲为什么成功？恰恰就是因为没有包袱。没有政治地位，没有艺术地位，没有过高的“道德感”，不跟社会较真，只跟相声较真，给老百姓带来了久违的新鲜的听相声的快乐。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列举郭德纲的十大罪状，无良、无德、无品一类的，只是没敢说他无专业。相声演员最大的道德感是什么？就是讲好相声，为相声这门手艺添点新的材料和新的把式。这也是相声演员的最大功德。其他的我也就不说了，再说，就要被死揪郭德纲毛病的人群殴了。
　　有一个老笑话这么说，说一个人的毛笔字夸无可夸，只好说，哎呦，您看您这纸真好，您这墨真香。
　　换到相声门中的很多人，咱们现在大致也可以这么夸，哎呦，您看您政治地位真高，道德感真强。
　　道德感有意义吗？对相声的生存来说，没意义。■

（作者为TimeOut中国版总编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