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
　　共中央关于“中国军队不再经商”的重大决定，是由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7月22日亲自宣布的。
　　当天晚上，江泽民面容庄重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同时也是其他媒体判断当天可能发生重大新闻的重要依据。解放军四总部是日在北京联合召开反走私大会，自然上了头条新闻。同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军队要和企业脱钩”的消息通过新闻播报，第一次得到证实并迅即传向海内外。
　　次日，各大报纸无一例外地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会议消息。相当多的人对总书记下面这段话给予高度关注：“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7月，实在是1998年中国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经济增长“保八”渐渐到了节骨眼上，打击走私步伐加快，大案频频曝光，迎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已摆上日程，特别是百年不遇的抗洪抢险牵动举国上下民心，各媒体大概一时面临诸多报道“热点”，所以，对这一新闻的处理或许是“见仁见智”。人民日报有关报道的标题说“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在京联合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但在副题中还是以“江主席郑重指出”的形式将“脱钩”的决策公之于世。
　　引人注目的是，海外媒体则几乎无一遗漏、相当突出地报道了中国不再允许军队经商的重大消息。不仅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连续发表报道和分析文章，各主要报纸也就此纷纷发表长篇报道；在美国，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超大型报纸外，波士顿环球报、克里夫兰实话报、匹兹堡时报等一批比较看重国际新闻的严肃地方报纸，也在突出位置刊登了相关报道。至8月初，美国商业周刊和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相继将此事件置于封面报道的位置。
　　从目前海外绝大多数分析来看，舆论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普遍给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当然，这些年来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些摸爬滚打的国人也难以一下子挥去某种疑惑或者顾虑：所谓“军企”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它们的资产果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厉害”？如今要割断“军”与“商”之间的血脉，又是多大的一个手术？　　

染上军绿色的市场
　　多少年来，这是属于某些“圈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走在大马路上，一些很熟悉，知名度相当高也颇具实力的大楼，虽然叫着很“商业化”同时也很“民间化”的名称，其实是背景特殊的“军”字号。
　　“军”字号自然不好公开亮出招牌，但同样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掩盖起来。在经历了各种若隐若现欲说还休的表达之后，人们隐约地知道了：大字广告牌耸立在北京首都机场、而且据说还矗立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三九集团（999）”是家军队企业；以装修豪华、管理现代饮誉国内外的北京王府饭店含有军方权益；1997年10月开张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新楼包括了军方公司的部分投资；而同联通并驾齐驱进入移动电话领域、与中国电信将有一争的长城电信，资产亦属军方所有。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干脆说，如果你到中国旅游，下榻北京，几乎无法不在军方企业消费，从饭店到电话，从谈生意到娱乐……
　　中国军队自1985年被允许进入民用领域从事商业活动。自那时至今，各级军队组织的经营实力以几何级数扩大。至今尚没有公开披露的数字准确统计军队企业的总数。据香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经商问题的专家Tai Ming Cheung估算，中国军队背景的企业在15000家以上，其销售额可能在近1500亿人民币左右，相当于GDP的2％。这部分收入大大补贴了军队的支出。
　　那么，军企都在做哪些生意？若用“大而全”来概括有点抽象。据美国简氏防务周刊透露，中国仅解放军部队就拥有70家汽车制造厂（占了整个中国的20％），近400家制药厂，以及1500家宾馆。在中国10个最大的被服生产厂家中，有四成为军队控制和拥有。此外，在诸如电信业包括寻呼、移动电话，金融、对外贸易等利润丰厚而且牵涉到特许经营权的专门领域，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到90年代中期，军队从商的弊端日渐明显。某些公司以军队背景的神秘性和特权力量在市场走动，事实上已在挑战建立公平市场秩序的艰苦努力；由于产权关系和管理水平的制约，一些军队所属的公司既缺乏经济效益又易热衷于寻租，滋生腐败；而一意考虑经商致富，不能不说在腐蚀军队的斗志和职业精神。
　　在亚洲金融危机深化的大环境中，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使中国损失了上千亿人民币的关税，更加重了国内的通货紧缩。贯彻中央决策打击走私的重大会议首先在军队四总部召开，军队不再经商的决定在此会议上郑重公布，其间的某种联系在新华社的消息中没有明言。但江主席在这种场合特别提出要“严厉查处涉及军队和武警部队一些单位和人员的问题”，其严峻程度识者自然可以看出。
　　停止军队经商早已成为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役，相关准备在悄然进行。至1998年初，国家宣布军方背景的企业不再享有过去多年的税收优惠；在3月间政府换届与机构改革中，国防开支的预算被增加了近13％；7月间，打击走私活动上升至中国经济工作之首位，中央终于正式宣布军队不再从商的决定。　　

军企内视：创收的动力有多大
　　1985年，当中国军队第一家企业的机器声隆隆响起的时候，人们可能无法预料其未来的发展态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被再次发扬光大，是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
　　进入80年代的中国开始了向经济发展大转轨的历史变革，中央提出军队的建设必须服从于大局。作为服从的一个具体表现，军费随之大幅度下降，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再降低。据研究国防经济的青年学者詹伟告诉记者，这一比例由10％降到8％，再降至6％。而这时市场经济的春风不仅吹醒了地方，也刺激了军队。当时，中央表示支持军队自办企业，以解决财政紧张、军费不足的困难，并对之提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要求。
　　这个要求后来被证明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因为事实上军企从一开始就只享受优惠。国家曾在申办执照、工商税收、确定经营范围等诸方面给予相当宽松的条件。比如地方企业上缴所得税比例是33％，部队企业则定为9.9％，甚至在1994年新税制改革时，也未有改动。
　　有利的政策环境和适时的经济温床迎来了军队企业的“欣欣向荣”。某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部的有关负责人在“脱钩”后对记者说，当时“上上下下都要求搞”，结果上至大军区、下至连队，一窝蜂地上，一个小科室都整天想着去搞创收。
　　有一种分析，将后来渐成气候的军队企业描绘成三个层面。
　　首先是国家级军企。大家所熟知的如三九集团、新兴集团公司属于总后，保利集团是总参的企业，凯利集团属于总政，新时代公司属于国防科工委，长城、长峰公司属于航空航天部，等等公司，都属此列。它们的创业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军队固定资产，一部分来自部队体制内资金，最大部分的资金则来自于银行贷款。
　　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主要由国家军委三总部任命，早期依靠国家扶持发展起来，有些还享有“特殊”专营权。
　　军队大企业现已多发展成为综合贸易开发公司，资金、人员数量都很大。如保利集团从军品贸易起家，终于成了一家集航运、旅游、房地产、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大集团。在北京东四十条立交桥的东北角，保利那高耸的写字楼和宾馆气象不凡。它最初的注册资金为15亿元人民币，目前资产总额据称达140亿人民币，并有两家控股公司在香港上市。总后的新兴集团拥有上百个子公司，18万员工，年收入据悉超过10个亿，其业务范围多少与保利相似，包括房地产、宾馆、钢铁、医药、旅游、进出口等等。
　　从最初主要从事一些农副业生产和贸易，或是开办一些工厂如采掘煤矿等发展起来的各大军区开办的企业，是第二个层次的军企，其规模相对较小。这些企业通常是开源节流的产物，后来也慢慢扩展为商贸公司。
　　历史遗留下来的军工厂或专业工厂，如生产飞机、坦克、大炮、军用被服等的军工厂，成为这个大家族中相对较小也是较弱的一支，为第三层次。它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多转入地方市场，即通常所说的军转民企业，但军队或多或少管一些。
　　有种估计说，在15000多家军队背景的企业中，95％都属中小企业，而一批大企业的营业额占了所有军企营业额的四分之三强。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领导小组”与“交接工作办公室”
　　“部队经商办企业，凡发达国家都没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总参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军队经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它只在生产力比较低，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存在。”
　　“历史已经证明，军队和商业结合起来，必定是腐败的军队，也是腐败的商业；既不利于两者的发展，更不利于军队履行其根本职能。”青年学者詹伟对记者说。
　　10多年的军队企业发展历程虽不算长，但也不很短。应该承认，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军队和武警部队从事经营性生产曾对弥补经费不足、改善部队物质文化生活、安置部队干部家属就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部队继续介入商业活动的弊端渐渐显露出来。
　　1991年和1993年，中央曾有对于军队企业的清理整顿，并要求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再搞经营。这两次整顿效果都不很显著，更不能说已经遏制住了产生贪污和腐败的势头。正因如此，中央此次宣布停止军队经商，尽管决定极为郑重，外界仍一度有些怀疑能否真正付诸实施。
　　要紧的是决策层此次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事实很快就使人有了信心。7月23日至26日，江泽民讲话语音甫落，解放军四总部就分别召开了会议。总参谋长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王克、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政委李继耐分别讲话，表示了停止军队经商的决心。军队成立了专门班子，研究起草了《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实施方案》，制定下发关于人员安置、债权债务、房地产处理等配套政策。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领导小组等机构相继成立，省军区以上也层层成立了不再从事经商活动领导小组。
　　10月6日至7日，就在由解放军担任英雄主角的抗洪抢险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对停止军队经商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被称为“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工作办公室”的临时性组织指挥机构正式问世。该办公室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负责，参加者包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局、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武警总部共16个部门。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的交接、清理和规范工作从此有了有力的协调机构。紧接着，在各个省区直辖市也相应成立了本地的交接工作办公室。
　　中央召开一系列有关工作会议之后，10月10日，解放军四总部又召开了“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军队和武警部队企业的移交、撤销和保留工作在会议上得到具体部署。
　　从10月底开始，整个停止军队经商的清理工作进入“移交和接收阶段”。所有的军警企业在登记造册、审核确认之后，分层次向全国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接办公室移交。移交、脱钩的工作原计划在1998年底完成，而实际进度要快得多。至11月下旬，人们开始看到军企脱钩的一批批具体成果。
　　12月28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京丰宾馆，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接收企业工作会议在此召开。148个已经移交到国家经贸委交接办公室的军队武警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了年前的最后一次总结会。会议是由经贸委主任、同时兼任交接办公室主任的盛华仁主持的。会议结束后，盛华仁主任在接受本刊记者单独采访时表示，这148家企业主要指的是已经移交到国家经贸委，并在国家经贸委登记、注册以及申报了资产总额的大型企业集团，它们下属还有903家企业及工厂，也一并随企业集团移交；其余的军队企业则移交至地方交接办公室。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对移交企业资产进行清核审理的问题时，盛华仁说这一工作将由国家经贸委指定国内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来完成，工作量会很大，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具体的细节。他同时表示，国家经贸委会尽力配合中央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军”字号完成历史性谢幕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驻广东部队所创办的企业，是军队企业中最繁盛的一枝，其移交工作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1998年11月30日上午，广东省军队武警部队驻粤企业交接仪式在广州举行。广州军区、南海舰队、广州军区空军、广东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所属的368家企业及北京、济南、兰州、成都军区、海军广州舰艇学院等单位的22家驻粤企业，从即日起全部移交广东省。
　　这一天，广东省主要领导与广州军区主要将领全部出席仪式。常务副省长王岐山代表广东省政府宣读了《关于同意接收驻粤军队武警部队移交企业的批复》和《关于同意接收外区部队驻粤移交企业的批复》；广东省的军队武警部队企业交接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善如分别与广州军区、南海舰队、广州军区空军、广东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等企业移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签订了企业交接协议书。
　　据悉，移交给广东省的近390家企业，以工业、旅游、房地产开发和商贸为主业，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惠州和韶关等地，共有员工6700余人，企业净资产约20多亿元。
　　在广东之前，天津、江西、海南等地已经分别将所属企业移交地方；而在12月4日，驻北京的军队、武警部队将68个经营性企业全部移交给北京市。据称，这些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医药化工、建筑材料、汽车修理等行业，总资产14亿元，净资产3.5亿元，员工2300人。
　　到12月15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全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均从这一天起与军队、武警部队彻底脱钩，由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接工作办公室接收；并称“至此，党中央作出的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顺利实现。”
　　从7月下旬到12月中旬，仅不到5个月时间，多少年来盘根错节的中国“军”字号商业阵营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政法口不再言商：两院三部不甘人后
　　在权势部门的经商活动中，曾与军队同样神秘而又势焰逼人的还有政法部门。多年来，禁止政法部门经商也曾有过规定、有过通告、有过会议，但惟有到了1998年7月，决定才迅速地成为现实。
　　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脚步。
　　1998年7月30日，就在江泽民讲话后的一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司法部等已分别发出通知，决定停止经商活动；各部门相应的“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也分别成立。
　　就整体进程而言，政法部门诀别商业活动的动作较军队略为迟缓。因为从统计资料来看，截至12月15日，即军队已经宣称全部完成脱钩之时，政法系统仅上海、天津、北京、河北、吉林、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湖北、广东、海南、四川、广西、陕西等15个省、区、市的政法机关完成了与所属经营性企业脱钩的任务。其他地方据悉仅完成了对企业分类处理的审批工作，正在按照法定程序抓紧办理有关手续，同时表示全部脱钩可按计划在年底前实现。
　　但回过头来看，政法部门的行动也有颇为雷厉风行之处。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7月31日就已经宣布，全部撤销高检院机关服务中心所办的中国卓立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等4家公司。至9月初，高检对全国检察机关经商情况的摸底登记和统计报表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宣布撤销（含撤股）公司25个，拟撤销的经营性公司已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在法院系统，最高人民法院早在7月底的通知中，就对所属各级法院清理经商活动的进程进行了严格规定，要求在8月底之前将所辖法院落实情况上报最高法院。高法还规定了清理工作的五条纪律：
　　──自最高法院通知发布之日起，各级法院所经办的经济实体的一切资产必须就地封存，不得隐匿，也不得将企业资产转移为法院机关的固定资产。
　　──不得以任何名义私分企业财物，特别是不得以奖金、福利等名义私分企业财物，不得违反规定搞突击消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财物流转，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有关规定进行。
　　──严禁弄虚作假，涂改、转移或销毁账目，对企业资产要进行登记，财务账目封存待查。
　　──在清理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调动和提拔企业人员，对于经营活动中确因需要的组团或派员参加的出国（境）活动，要从严控制，严格审批手续；对于有违法违纪嫌疑的人员，不得批准其出国（境）。
　　──任何单位都不得设置障碍干扰中央决定的贯彻实施。对违反上述纪律要求的，要追究主要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包庇和迁就。
　　到11月30日，高法、高检两院实际上已经提前实现了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任务。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所属经营性企业的处理审批工作也于11月中旬结束，开始着手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撤销、移交手续。　　

“先交接、后清理、再处理”：未竟之路有多长
　　1998年12月15日，隶属总后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正在北京。他的日程安排非常满当，有两件事几乎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告别老上级，拜会新领导。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一天，应该是所有军队企业脱离它们上级主管部门的截止日期。
　　作为军队直属的近50家大企业之一，三九和保利、新兴这样的企业虽然在所有权关系上已经与军方“一刀两断”，但未来的归属并不像其他中小企业那样，由地方政府代表新的所有者来进行盘整。
　　据说三九原本打算在北京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后来取消了。除了三九，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其他大型军企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显得非常低调。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军队大企业归属问题的官方的正式说法。比较多的分析倾向于一种结论：让这些企业成为自立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运营。1998年12月下旬，原属总后的新兴集团公司传来消息，原来任总后生产部部长、少将军衔的总裁孙成军已经离任，而非军人身份的原副总经理陶瑞出任了新总裁。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陶瑞很早就加入了新兴公司，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
　　新兴集团被认为是此次移交的一个典型。这家成立于1989年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惟一拥有军需品进出口专营权的公司。它脱钩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有保留，又有移交。因为新兴涉及的业务非常广泛，既包括了军需品的生产，也有贸易、开发等专业公司，所以移交过程较其他军企显得复杂。
　　据记者对脱钩后的新兴公司的采访了解，原属新兴集团的56家企业化工厂全部保留在军队不动，这些厂主要是一些军需品生产工厂，生产装备、保障物资、军服鞋帽等。贸易部分则全部移交。原新兴集团下辖10家专业公司，脱钩后整合为7家，其中新兴铸管联合公司（拥有上市公司）保留在军队，另外两家专业公司整合到企业化工厂里。同时，另有三家隶属总后的企业并入到新兴集团，它们分别是总后工程建筑总队（参加过军事博物馆、军委大楼、北京301医院等建筑的施工）、中华保德交通总公司以及以制药为主的综合性公司北京戎利总公司。保留合并后仍然为10家专业公司，组合成新的新兴总公司。新公司以贸易企业经营管理为基础，同时发展建筑房地产开发以及医药、宾馆等实业发展公司。
　　保利集团海外部的一位接待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脱钩”行动对保利影响不大，因为保利依靠军队生存的“脐带”从一开始就比较松散。然而，总参是保利的单一股东，企业移交后股权如何处理，受访者表示目前尚无定论，只说一切服从国家安排。据悉，目前保利的资产已被冻结，以防止在过渡期出现资产流失。
　　其实，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如今的剥离脱钩都只是第一步。
　　二炮后勤部生产管理部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部原有中型企业10多家，小型企业40多家，涉及科技、服务、贸易、生产等等，已在名义上和部队脱钩，交由地方处理。企业负责人中的军人也跟随企业一起转到地方，实现就地转业。据悉，二炮所属企业的效益不是很理想。目前部队主要负责一些撤销企业的善后工作。“这也是一件非常麻烦和烦琐的事情，估计1999年能够完成。”他说。
　　按照全国交接办的说法，“这次军队、武警部队经营性企业交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脱钩操作的基本方针是“全面清理、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步实施”16个字，涉及到企业的职能、财务、人员和名称四个方面。
　　脱钩之后，属于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的重点企业，其领导班子干部职务仍由中央确定。在财务上，由中央来管理的企业，其资产管理及有关的财务关系由财政部负责，地方管理企业则由地方财政部门负责。所有企业都要按照属地原则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移交企业的资产将实行无偿划转，有关债权债务一并移交，资不抵债、亏损累累的企业，则由原主管部门停产整顿，或者关闭安置。
　　知情人透露，移交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债权和债务的处理。许多公司经营不善，债务不清，多头欠债，与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关系需要处理；同时企业的经营执照要重新登记更换。另一方面是人员的分流。军队干部和职工转到地方，涉及医疗、保险等的转接，与地方工商、公安、税务等机构的磨合也需要一段时间。
　　据悉，不少军队所属企业经营效益很差，已经处于严重亏损之中。一旦失去军方大纛的荫庇，很可能马上陷入破产境地。
　　据有关部门解释，当前的分离脱钩，实行的是“先交接、后清理、再处理”的原则。在移交和接收阶段之后，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和地方交接工作办公室还将对已接收的企业组织清理，并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规范和处理。而下一步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将是非常繁重的任务。那些重复建设、严重亏损、产品没有市场的工业企业和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的金融、证券、贸易公司，也可能面临关闭、兼并或破产的命运。
　　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情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也可能更长。　　

结语
　　任何变革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军队、武警和政法部门毅然决然地完成脱钩之后，有个共同的说法是今后将一律“吃皇粮”。这话包含了两个明显的意思，一是过去的各项支出并非全部来自“皇粮”；二是如果不过份降低现有水平的话，“皇粮”的数量必然要有较大增加。
　　细心人还可以发现，在今年9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关于公安系统准备与所属企业脱钩的消息中已经披露，公安部门部署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便是“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公安业务和后勤保障经费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还不可能知道1999年中国的相关“皇粮”的投入数额，但军队、武警及政法机关与所属企业脱钩，均采取无偿划拨的办法，可以想象这个未知数不会很小。但解放军报12月15日的评论员文章在谈到“吃皇粮”时，也非常强调“要教育部队对于‘吃皇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自觉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艰苦奋斗，勤俭建军”，其论点也非常引人注目。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军费预算每年都是增长趋势，1997年国防支出为806.51亿元，完成预算的100.1％；而在1998年，国防支出的预算已增至909.9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了12.8％。
　　中国的军队从创立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解放后吃皇粮，再到随改革开放自己经商，一直到最后又吃皇粮，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但终究比昨天的始点走得更远了。在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新南泥湾”式运动之后，军队、武警及政法机构断然与所属企业分手，总会牵涉到今天必付的代价以及明天遗留的问题。但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路口。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坚决地作出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和原则的选择，就必须从根本上让权势与市场分离。这正是时世公众充分首肯的正确选择。
　　中国军队不再经商。这一步，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都意味着很多很多。
　　毕竟，这一步已经跨出来了！■

“999”脱钩前后

　　三九集团似乎一直都不太避讳它的军企身份，至少在公开的报道中，人们很早就知道了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三九总裁赵新先拥有军籍，其文职二级身份在全军中也总共只有四十几人，工资待遇相当于中将。
　　在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发布了军队企业不再经商的重大决定后，作为军队企业中惟一列入全国120家重点试点大型企业的三九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1998年12月中旬，军企脱钩的最后期限内，赵新先亲自从深圳飞至北京，一面忙着和以前的诸位老上级“ 握别”，一面需拜会有关的新领导，算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和部队的脱钩。
　　12月16日，赵新先匆匆离开北京返回深圳，留下他的秘书在京继续处理脱钩的诸项事宜。12月28日，在由经贸委主持召开的全国交接工作办公室接收企业工作会议上，赵新先再一次出现。他向记者表示，在中央没有处理完军队企业移交工作之前，他仍在军队内部享受军级待遇，移交完成后，他将脱去军装。　　

上市困惑
　　在北京奔波的还有三九集团金融部部长许宁，他正在为三九1999年在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做着最后的准备。“脱钩给我们的上市工作带来一些不便。”许宁说，中央宣布军队企业必须脱钩的时候，三九已经作好了上市的前期工作，包括已得到总后的批准。但忽然间由于必须脱离主管部门，所有者出现了缺位和真空，许宁表示，这多少让他们有些“困惑”。脱钩后的三九虽然移交到国家经贸委，但经贸委并不能行使所有者权力，也不能在股权设计方案上签字。“好在大部分手续已经结束。”许宁透露，三九1999年上半年即有望上市。
　　据悉，目前共有4家军队背景的上市公司，分别是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控股的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后新兴集团公司控股的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隶属广州军区的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由三九控股的宜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还是投资
　　对三九来说，军队的特殊身份似乎并没那么敏感。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三九从开始做的就是民用药品，走的是市场化道路，而三九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了赵新先浓厚的个人创业色彩。旁证之一是作为总后最大的两个军队企业之一的三九集团，竟然只有赵新先一个人是军人，而且还是文职。
　　赵新先原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教授兼药局主任，为部队文职干部。1985年6月，他创办成立了南方制药厂，在当时只是军医大学的一个校办工厂。这样的工厂无法获得地方医药主管部门的批准，最后从军队系统拿到合法的“出生证”。很多报道在说到这一细节时都提到了赵新先“举债500万办企业”。事实上，这500万元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出的，但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是投资还是贷款；一年后，赵新先还了这笔钱，同样也没有明确是还贷款，还是给了股东100％的回报。但赵新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肯定这500万是借款，但企业的所有者是第一军医大。据说1996年三九因准备做H股上市而给总后写的报告里，讲到三九的发展过程时有一句“三九是借贷500万元起家的”，这句话后来被总后划掉了。　　

“婆媳”融合
　　赵新先和总后的关系真正密切起来是在1991年。这一年，总后出资1亿元现金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手中收购了南方制药厂。这1亿元，既是对军医大学的补偿，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交易价格。
　　于是，1992年10月26日，总后收购后在南方制药厂基础上成立三九企业集团（深圳南方制药厂），注册资本金为16051万元。同时，总后将其在深圳的固定资产基本全部划归给三九，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原属总后另一企业——新兴企业集团名下的新兴宾馆，更名为“深圳三九大酒店”。此后，三九每年向总后交纳6000万到7000万元的利税。
　　赵新先曾在很多场合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九集团能有骄人的成绩，部分地归因于有一个开明的好“婆婆”。总后对三九的管理，原则上只管赵新先一个人，副总经理皆由赵来任命。“三九机制”第一条便是法定代表人负责制。三九后来实施的大规模兼并收购，都是无需总后批准的企业自主行为。　　

合资叉路口
　　身为军队企业，三九本身又包含“混合所有制”色彩。这主要归因于赵新先的资本经营观念和较大自主权。据悉，1992年6月，三九企业集团还未正式批准成立之前，三九已经拿出南方制药厂的部分资产与正大集团合资成立了“三九正大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976万美元，中方占51％。合资用另一种语言解释就是股权融资。1994年，三九再度合资，投资方新增了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光大和美国的国泰基金以及两家境外私人投资商，还有美国一家小制药公司；6个新股东占39％的股份，正大降至22％，三九则只拥有39％。这时候，外方投资者的金融投资者色彩就更明显了。
　　1996年，三九集团想把合资企业重组改造成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H股身份到香港上市。与合资方讨价还价煞费时日，后来虽然谈判成功，终因金融危机失去上市时机。1998年初，三九决定转为到国内A股募集资金。合资方的退出已成必然。三九花了差不多12个亿人民币将外方的61％股权买了回来。
　　尽管赵新先曾提出过资本股份化，但他本人在企业里至今未占有任何股份，总后作为绝对的资产所有者这一事实也没有改变过。12月28日，赵新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说了这样三句话：这在政界是个敏感问题，在经济界是认为有必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他赵新先来说是无所谓的问题，“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给不给股份都会积极干。”
　　当年依托军医大学创办南方制药厂时，赵新先想的就是走市场化道路。现在，这个愿望更加顺理成章了。“发展的前景更广阔了，发展的机遇更大了，但风险也更大了。”赵新先对记者说。因为离开了部队的特殊环境，三九将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受行业市场的制约，“而以前遇到困难有领导一起来克服”。离开了总后“保护伞”的三九集团，在今后的市场搏击中会有怎样的发展机遇，人们都在关注赵新先和三九人未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