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国际共产运动在世的旗帜性人物，卡斯特罗在革命后的古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

　　【《财经》网专稿/记者 黄山】2月19日，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Granma）刊登了古巴最高领导人、82岁的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致国民的一封信。信中，卡斯特罗表示，他将不再期望或者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但将继续作为一名战士在思想领域战斗”。
　　此举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正式退休决定。卡斯特罗自2006年7月接受肠道手术后，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在执政半个世纪后，终于交出除共产党第一书记外的一切职务，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从而实现领导层的和平过渡。
　　古巴国民会议定于本周日（2月24日）选出新一届国务委员会领导层。
　　一般认为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将接替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劳尔自2006年卡斯特罗手术后，便成为古巴的实际领导人。不过，鉴于劳尔76岁的高龄，以及卡斯特罗本人曾表达出的对部长会议秘书洛奇（Carlos Lage）和外长罗克（Felipe Roque）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的重用，有理由相信，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将不会出现重大的政治动荡。而新一代领导人的就位，也有助于古巴政治的个人色彩淡化，而带有新一代领导成长经历的执政理念将更多地体现在古巴国家的日常治理中。

激情革命者
　　作为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国际共产运动在世的旗帜性人物，卡斯特罗在革命后的古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烙印。在领导人个人兴替已成常态的今天，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可能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个人进退仍足以影响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思考的国家。
　　提到卡斯特罗，不可避免地忆及国际共运大潮中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果今天给卡斯特罗做一盖棺论定式的评价，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号不仅不过分而且恰如其分。但是，正如没人天生就是一种信仰的信奉者，卡斯特罗也经历了一番宛如惊涛拍岸般的思想巨变。
　　实际上，即使在1959年革命成功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卡斯特罗本人也一再否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曾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访问过美国。在纽约，卡斯特罗表示：“我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这也解释为何我们反对共产主义。”
　　卡斯特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在1961年。时年12月2日，卡斯特罗在面对全国民众的广播中宣布，他本人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古巴将建成共产主义国家。
　　实际上，纵观卡斯特罗的生平，可以发现，对国家经济独立的追求，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期待，以及对腐败痛恨的思维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卡斯特罗学生时代，当时的古巴社会腐败猖獗，土地精英把持国家政治生活，而他们又凭借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来获得后者对政权的支持。
　　此时的卡斯特罗正在法学院求学。其间，他参加了1948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反美游行。当游行由于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遭刺杀，而演变成街头暴力冲突时，卡斯特罗就处于这种群众性暴力运动的风口浪尖。而许多评论指出，正是在哥伦比亚的这段经历，使卡斯特罗意识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但彼时，年轻的律师卡斯特罗，依然抱有通过国家正常的代议制程序实现变革的想法。他因此作为候选人，准备参加1952年的议会选举。但巴蒂斯塔将军在当年3月的政变，推翻了索卡拉斯总统的政权，并取消了议会选举。
　　在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入局的背景下，卡斯特罗依然没有放弃，通过体制内的方式进行变革的希望。卡斯特罗以古巴1940年宪法为根据，向当时的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试图认定巴蒂斯塔的行为违宪。但卡斯特罗的请愿被法院驳回，后者连听证会的大门都不愿为卡斯特罗打开。
　　现实的残酷以及此前对民众运动威力的认识，使得卡斯特罗选择了暴力推翻政府的方式。在卡斯特罗看来，要想实现所谓经济独立、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的理想，在古巴的现有条件下只剩革命一途，改良的思想已然行不通。
　　1953年7月26日袭击蒙卡达军营，是卡斯特罗领导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首次尝试。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卡斯特罗本人也遭到逮捕，被判入狱15年。尽管卡斯特罗暴力革命的初次努力就此结束，但此次袭击成就了两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一是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的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二是日后以起义时间命名的“七·二六运动”。
　　1955年，因大赦提前释放的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遇到了另一名革命斗士切·格瓦拉，后者向卡斯特罗灌输了当时在拉美还很陌生的游击战术。而袭击军营行动的失败，也使得卡斯特罗反思暴力革命的方式。历史最终证明，游击战术成就了古巴革命，也成就了卡斯特罗。
　　从1956年12月重新回到古巴开始，经过了整整三年的艰苦斗争，32岁的卡斯特罗终于在1959年1月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需要指出的是，革命的胜利除了游击战术的采用，卡斯特罗曾经许诺的恢复1940年宪法、根据1943年选举法在当政的前18个月内举行公正的民主选举，也为其运动带来巨大的群众基础。简言之，虽然古巴革命的胜利拜“枪杆子”所赐，但民主宪政的承诺，对革命的成功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
　　客观地说，此时卡斯特罗的指导思想依然是民主宪政，希望为广大民众谋福祉。但日后的事实证明，任何伟大理念的后面，都需要制度平台作为支撑。而在冷战的时代，可供选择的制度平台为数寥寥。
　　在当时的卡斯特罗看来，要实现经济独立和重振民生，就需要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1959年5月通过的农业改革法，将每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限制为四平方公里，同时禁止土地为外国持有。此后出现的对大地主土地，和对外国特别是美国公司持有土地的征收政策，在革命的热潮之下，日益失去控制。农民个人的土地最终演变成国有农场，农民因此成为国家的雇员。而征收外国持有的土地之举，为卡斯特罗招致了美国的敌视。
　　1960年2月，随着美资炼油厂拒绝加工古巴进口的苏联原油，卡斯特罗下令没收这些炼油厂。随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减少了从古巴进口雪茄的配额，而卡斯特罗也再次将美国在古巴持有的价值达8.5亿美元的资产收归国有。
　　一系列的对抗，终于导致在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反观两年前，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三天，美国是率先承认以卡斯特罗政府的国家。
　　同美国的交恶，意味着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失去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援助和支持。
　　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年代，卡斯特罗要想实现他的抱负和理念，似乎除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旨在推翻卡斯特罗的“猪湾事件”。1962年2月，美国发起对古巴的禁运。这些都使得卡斯特罗越发倒向苏联。而当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核战争的事件，更是将古巴置于冷战东西方对抗的风口浪尖。
　　古巴导弹事件最终以苏联退却告终，但苏联绕过古巴直接同美国谈判解决的立场，使卡斯特罗感到莫大羞辱，也导致古苏关系一度出现冷却。但美国对古巴的敌视，以及1964年美洲国家组织全面切断同古巴外交关系的局面，使得卡斯特罗的古巴陷入空前的孤立。现实再次让以强人形象示人的卡斯特罗弯腰，除了苏联，面对仅仅90英里外的超级大国美国，卡斯特罗还能指望谁呢？
　　对苏联的依赖，不仅部分导致卡斯特罗曾经的战友格瓦拉离他而去，同时也使得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古巴因为支持苏联对捷克的占领，而失去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同情。更严重的是，在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古巴顿时陷入所谓的“特别时期”——85%的出口市场瞬间消失，支持国民经济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协定灰飞烟灭。到1994年，古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的卡斯特罗，再次显示了他理想主义背后务实的一面，他将美元合法化，开放国家旅游业以赚取外汇，鼓励古巴海外移民以美元往国内汇款。同时鼓励外国投资，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在农业领域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卡斯特罗没有放弃过，关于如何解决理想和制度平台之间无法完全匹配的思考。在卡斯特罗病休的一年半以来，他还经常发表文章，其中涉及他对革命未来的思索。在卡斯特罗致古巴人民的信中，他这样表示：“亲爱的同胞们，我并不是对你们说再见，我惟一的愿望是作为一名战士在思想领域战斗。我将继续以《卡斯特罗同志的反思》为题撰写文章，这是你们可以依赖的又一武器。”
　　从这个角度讲，卡斯特罗信奉他最终选择的制度平台能够承载他的理想。尽管目前的古巴依然相对贫困，特别是较低的人均工资，交通和住房条件不足，政府对小企业的限制，但在卡斯特罗任内，古巴也实现了完全免费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体系，使得这个加勒比岛国的识字率达到94%，新生儿死亡率仅为1.1%，部分兑现了卡斯特罗对国民和自己理想的承诺。
　　在巴西女记者克劳迪娅·福丽娅蒂撰写的被称为“世界公认解读卡斯特罗最好的版本”的《卡斯特罗传》（2001年出版）中，罗伯托·阿马拉尔在前言中如此写道：如果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不足以克服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固有的矛盾，就如在工业强国所发生的一样，古巴革命却表现了在一个政治体制极其落后的，在一个集权的、工业匮乏的社会中社会爆发力的存在。好像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发地，当然也以其革命的执拗，以其对既定目标的忠诚而无视历史规模而理解到的：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能，甚至是顺应历史的可能，其结果并非不可抗拒。革命不是一种馈赠，它仅只是一种可能，一种需要追求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