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切责任归于行政当局的公共服务能力，就无法寻找一条市场化分散和管理风险的有效渠道

　　【网络版专栏·金融论道/《财经》网专栏作家 陆磊】一位某航空公司飞行员朋友来访，告知我2月3日的一件“奇事”：在广州飞成都的航班上，遇见一位背着铺盖卷，拎着塑料桶的农民工，其乘坐的赫然是全价头等舱，而票价等于其工厂所发的全部年终奖金！
　　理性的学者一般会质疑：他何必凑雪灾的热闹回家，又何必把辛苦一年的收入拱手交给航空公司。然而，看了百万滞留人群在广州火车站的凄风苦雨中执著守候的壮观场景，那些在家里喝着热茶的思想者想必应该知道或至少理解“回家”对流动人口的重要性。一切都是冰雪惹的祸。的确，2007年12月10日晚间，笔者在北京遭遇了一场薄雪，同样面临回家还是滞留的选择，同样面临能飞的航班只有头等舱的选择，“回家”成为毫不犹豫的惟一决定。
　　当回家成为所有人的共同决策，那么，在上述事件中，12月10日的笔者是幸运的，毕竟在舒适中回了家；2月3日的农民工也是幸运的，他花了一年奖金避免了在人流中被踩踏、在跳车时触电的危险。因此，如果回家成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流动人口”的必需品，则如何提供必需品是公共服务的一个课题，而如何对必需品的获取进行保险是一个金融问题。
　　——首先，农民工卡的功能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卡的设计初衷仅仅在于解决流动人口异地收入的汇兑问题，而其中附带的诸多功能应该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比如，账户的实名制可以确保流动人口的身份得到确认，流动的出发地和所在地可以得到准确识别。因此，在当前商业银行不断进行产品路演和营销的时代，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归集农民工卡的持有人往返信息实行集团购票，甚至可以实行发卡机构与旅行社联合进行包乘农民工专列甚至专机的形式实施风险管理——这样，农民工避免了在漫漫返乡路中出现的种种欺诈（诸如号称能代购火车票的公路－铁路联运，收款后中途抛弃乘客）；也可以避免雪灾带来的极端冲击（如果发卡机构能够通知你的航班虽然延误，但可以确定在某天起飞，你一定不会在机场傻等）；还能降低运营成本（旅行社的机票可以打两折，上述农民工就不必非坐全价头等舱）。
　　一定有反对意见说，春节运输繁忙，打折很难。但是，农民工返乡在时间上的确定性远远高于白领，只要提前预订一定可以获得优惠价格。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已经习惯于执著地学习西方的金融产品，已经习惯于忽视中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和最主要的财富创造者——流动人口，因此，上述真正适用的金融创新几乎是空白。
　　 ——其次，在农村金融改革中设计金融服务。面向流动人口的金融服务具有对金融机构网点的高度依赖——无论这种网点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当前，农民工卡由农村信用社主办显然是存在设计缺陷的，因为它们缺乏跨区域的网点设置。可以想象，一个河南农信社的客户肯定很难在广东农信社获得真正的金融服务，这显然已经完全不适应中国高度的要素流动需求。因此，在邮政储蓄银行完成机构改革时，在中国农业银行正在进行重组时，如何构建一个面向全部流动人口的银行卡网络系统是一个时不我待的金融服务安排。
　　 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作为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它们与交通部门的合作一定比单个农民工便利得多，甚至我们设想，如果它们能够开通农业银行号农民工专列，或者邮政储蓄号农民工专机（比如利用临时改装的中国邮政快递EMS专机），其机构形象和客户忠诚度的提高是不可言喻的。最近，法国兴业银行陷入交易员非法交易丑闻和近50亿欧元损失，而传闻中的救助者将是长期从事农户信贷的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后者由于具有小、散客户的高度忠诚度，而具备了高度的资金实力和经营稳健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雪灾的到来虽然是极端情形，而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却是今后十年无法改变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当我们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行政当局的公共服务能力时，我们就无法寻找一条市场化分散和管理风险的有效渠道。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员，笔者期望不再见到自己的同伴依然冒着被踩踏的风险回家，不再期望我们为此付出过于昂贵的保险费——那张等于自己一年收入的头等舱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