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副总编、《财经》年会秘书长 杨大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中午好！感谢大家回到财经年会的会场，下面开始下午的议程。
　　我们在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盛况的同时，也无法回避多方面不可否认的挑战，比如环境问题、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等等。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环境差距与均衡发展构成了今天下午财经年会的第一个议题。
　　这一节我们请到了几位发言人，他们是：范恒山、王守荣、杜晖贤、杜大伟、王小鲁、胡涛，主持人是《财经》杂志副主编张进。原定今天参会的杜鹰先生由于有另外的重要会议没有来到现场，他的书面发言我们会在《财经》网站上刊出。现在有请这一节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到台上就坐。
　
　　（议题二主持人）《财经》杂志副主编 张进：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是《财经》杂志副主编张进，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下午这一节的讨论。
　　我们这一节讨论的主题是环境、差距与均衡发展。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最近2003年以来的四年，都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今年前三季度达到11.5%。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之下，我们不需要太深的理论也可以观察到很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气候危机、水的污染、空气污染等等，我们都能感同身受。此外还有很多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等，它们都带来相应的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形成共识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具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涉及很多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如何取舍。我们今天下午主要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请来的既有政府官员，又有经济学家，又有环境专家，还有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人士，相信他们的讲演一定非常精彩。
　　下面我介绍一下嘉宾。范恒山先生，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体改办综合司司长和发改委的综合改革司司长，多年以来一直在改革领域里辛勤的工作和研究，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还是经济学的博士，现在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参与过很多重大的理论和科学研究，起草过一些重要文件以及重要改革政策的设计，今天他讲演的主题是地区差距问题。
　　王守荣先生，现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他是一位气象专家，在气象领域的工作已经有30年，做过这方面的行政领导工作，也作过研究工作，他在国家气象研究院曾经做过多年的研究，也主持过很多重大部门和国家的课题，同时又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曾经担任过浙江气象局的局长，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年中国在世界上气象研究方面的地位越来越高，他还是世界气象组织、环境气候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们欢迎他。
　　杜晖贤先生，他是一位国际活动家，经历非常丰富，他本人是加拿大人，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方都学习、工作、生活过，早年他是企业人士，1968年就加入汽车工业界，在汽车工业界工作30多年，在2000年的时候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委托从事全球契约项目的推广工作。全球契约项目基本含义是促使企业把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相结合，促使企业在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的同时，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他会从企业责任的角度做精彩的阐述。
　　杜大伟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很熟悉，他是世界银行的蒙古和中国局局长，常驻北京。他早年是一位学者，曾经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任教，后来加入世行以后，担任世行亚洲区经济学家，后来做世行发展研究局局长，这么多年以来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全球化发展以及援助效益。在这方面他一直是世行的主要发言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世行的重要报告叫“全球化发展与贫困”，他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王小鲁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研究。他的研究非常扎实，最近几年他一直着重于收入和分配的研究，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份著名的学术报告叫“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影响非常大，今天主要讲关于分配和收入方面的问题。
　　胡涛先生，现在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此前曾经在国家环保总局，担任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是一位著名的环境专家。他也主持和参加过很多重要的科研项目，现在还是国家环保总局的贸易与环境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他今天会给我们就环境问题做精彩的演讲，会谈到在中国追求环境、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做一个长期的政策选择。
　　我相信今天的专家会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首先请范恒山先生演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 范恒山：会议给我十分钟时间，这十分钟的时间很短，讲不了多少内容，但是十分钟也很长，如果讲关键的也可以讲很多内容，所以我尽量讲一些关键的、提纲携领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行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惠及所有人的高水准的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它也是我们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的战略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说，我们国家区域发展的格局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我们也感觉到，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很突出。我今天要用十分钟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努力的方向”。
　　 刚才谈到成绩，我们的成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要全面的说恐怕花很多的时间，我想对我们的成绩提四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的区域特色和优势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全面加快，并且效益明显提升。这一点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五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而且效益逐年提升，光财政收入的增加就达7000多亿元。
　　第二句话，我们制约各个地方突出的矛盾和各个问题得到了缓解，区域发展的基础逐步确立。比如西部通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改善环境，这样构建了下一步的良好的基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第三句话，重点地区和重要经济带的引领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以区域合作与联动为基础的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我们很多活力地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大的板块来讲，长三角、珠三角加上的京津冀三大活力地带，占了全国GDP的1/3以上，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
　　第四句话，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加速，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的势头有所减缓。正是这几年出现的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上半年表现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仍然在拉大，后面我会谈到。
　　这是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国家区域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个趋势没有改变，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既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反映在居民收入的差距上，特别是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上，同时反映在区域人群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上。
　　第二，区域间的低水平竞争严重，各个地区不顾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存在压力，争先上同类项目，发展同层次、同类型的产业，为此有些地区不惜搞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市场分割或者以竞相优惠相互打压的方式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
　　第三，区域间基本利益关系尚未理顺，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我们基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生产要素流动与交易等方面利益关系调整还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构架，市场机制还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不够健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所以我们说总体上看，区域发展的有序性、规范性不强，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我们的协调性在增强，但是不协调的格局还没有从跟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于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的格局。我们认为这是基于新形势、新阶段所提出的符合中国特色和实际的要求，将对我们下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区域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困难，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地域环境、发展基础等的变化，有自身的一些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新的因素，给我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严峻的挑战。我把这个挑战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实际上不只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自然地理与历史差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马太效应”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挑战。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基础不同，本身发展很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发展的更快，优质生产要素集中的更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平衡发展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配置来推进、实现，但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它的内在的系统中间没有必然的贫困支持机制，这样自然、历史的基础造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越落后的地方越希望大家都去投资、都去支持它发展，但越是这样，越没有人去，或者越少有人去。相反，发展很好的地方、基础好的地方，越来越集中了人才、资本和其他要素。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下一步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方面，工业化、城镇化适应发展，在城乡二元经济环境下“剪刀差异化”，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挑战。我们国内的朋友熟悉“剪刀差”曾经使中国的农村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我们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但是不是“剪刀差”效益就消失了呢？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另外一种“剪刀差”效应，就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产生了农村与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人才两方面支持着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了城乡发展差距，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向纵深发展，而且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状况必将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
　　第三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经济转型的环境下，形成的两难困境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挑战。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刚才已经谈到了，但是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型发展，事实上项目铺摊子，凭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资源环境的代价，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土地、节约资源，要求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在我们需要发展和要求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两难之中，我们怎么能求得平衡来推进我们的协调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尖锐的挑战。
　　第四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在现行体制环境下出现的效用消失现象，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挑战。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致力于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加大力度。但是，不完善的行政领导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不健全的财税制度、不科学的价格体系等等使一些地方和企业直接和间接的规避调控，使一些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要素，比如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实施市场封锁和经济分割等等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善。在发展中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也很难有效的贯彻。这就导致了所谓效用消失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会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
　　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很多因素，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面临这么多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怎么办？我想下一步我们应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总的一个考虑是，造成我们国家区域不协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是长期积累的，因此，我们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积累了一千多年的事情要求我们在短短几年内和几十年内解决都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拉小差别，但我们不可能最终消灭这种差别。
　　第二，从我们国家和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来把握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准，既不能过高理想化，也不能过低。
　　我们下一步要在五个方面努力：一是增强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形成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区域政策体系。
　　二是积极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逐步建立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这是一个新事物，我再展开一下。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对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的进一步细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将分层次推进具体功能区的工作，并逐步加以实施，也就是说，把县以上的国土按照重点开发、优先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重新规划，并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设置不同的政策措施加以进。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我们要研究相关的区域政策，比如说适当的公共政策，特别是财政被限制禁止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政策，合理的投资政策，要明确政府投资的重点和投资方式，要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不同区域发展特色经济，提升发展水平。务实的人口政策，推进不同区域，根据功能要求吸纳和转移人口等等。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件大事。
　　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建立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一些体制，比如说政绩考核体系和相应的行政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完善，比如说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比如说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我们要搞生态补偿机制、资源补偿机制等等，建立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环境损害程度的价格体系等等，这都是我们下一步通过推进改革要解决的。
　　四是着力抓好重点地区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互动，重点是抓两头，第一抓那些核心地区、活力地区，比如像浦东滨海新区等等这些具有活力的，辐射力很强的城市圈、城市群、经济圈、经济带等等，同时要抓老少边穷的地区，把国家投资的重点、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到解决区域发展的挡板上。
　　五是我们要加强区域规划和相关的法规建设，使我们的区域发展建立在完善的法制的基础上，在规划的牵引下，在法制的约束下，按照我们的政策目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谢谢大家。
　　
　　张进：谢谢范恒山先生的演讲。下面请王守荣局长演讲。
　　
　　国家气象局副局长 王守荣：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能够同大家交流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情况和信息。我主要讲三方面问题：第一，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与趋势；第二，中国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第三，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与趋势。主要讲一下IPCC。IPCC中文翻译成政府建立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的主要结论，第四次评估是从2001年开始，到今年全部结束了。下面有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科学问题，今年在巴黎出了决策者摘要；第二工作组讲影响、评估问题、脆弱性问题，在今年4月，布鲁塞尔已经有了决策者摘要；第三工作组讲有关减缓的政策经济问题，这个工作是今年5月份在泰国曼谷有了决策者摘要。整个的评估工作的综合报告是在11月17号在西班牙正式发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出席了这个会议，对IPCC的工作高度重视，下面就是IPCC评估的一些主要科学结论。
　　一是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图）大家看这个PPT上有三个图，第一个是关于温度问题，第二个是海平面问题，第三个是积雪问题。1906年-2005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度，1995年-2006年当中，有11年是在有仪器观测以来最暖的12年。再看海平面，1961年-1993年期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为每年1.8厘米到3.1厘米，上升速度非常快，预计到21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将会达到18-59厘米，这对沿海地区，特别对小岛国将会构成严重的威胁。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对自然和生态系统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图）这幅图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详细展开讲了，黄色、红色区域是讲温度的变化，波及到的自然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原点里面都给出了，可见气候变化对于全球的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极端事件也在上升，所谓极端事件是高温热浪、强降水、干旱、台风等等，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气候变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自然原因，有人类活动的原因，但是第四次评估的结论认为，主要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活动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燃烧化石燃料，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另外一个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改变。这幅图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当然温室气体的增加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就开始剧烈增加，70年代以来，这个增加有上升的趋势，大家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出温室气体的增加很明显。全球和大陆温度的变化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类活动的原因。
　　（图）这幅图我不详细讲了，是从全球的尺度也好，从各个地区的尺度也好，升温的主要原因，模式模拟的结果都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占主要的因素。未来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评估。
　　（图）未来气候变化将会继续升温，这张图给出了升温的区间，是在1.8-6.4度的范围，有这样一个范围，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不同强度的排放，因此升温的幅度也不一样。未来全球地表温度的地理分布是这样一种趋势，（图）升温主要集中在高纬度地区。人类进一步的增温可能会引起一些突然的和不可逆转的一些影响，海平面会进一步上升，生物多样性会进一步受损，海洋生态、二氧化碳的吸收和植被，碳循环会进一步改变，第四次评估给出了各个经济部门的影响也很具体，并且给出了各个州的影响，对于亚洲，亚洲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将来进一步的升温和气候变化会对亚洲造成更大的危险。
　　减缓的对策。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采取措施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当然，不仅仅减缓，我们还可以适应它，两个措施，一个是适应它，气候变化怎么趋利避害，另外怎么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IPCC第四次评估讲可以采取措施，实际上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具有减排的潜力，这个图给出了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林业、废弃物处理等等各个方面。IPCC的结果就是减排的行动越早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小，我们用于减排的成本占GDP的成份越低。这是IPCC第四次评估的结论。
　　我下面简单地讲一讲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年当中温度也升高了0.5-0.8度，极端事件也在增加，温度上升曲线跟全球基本一致。2006年和1998年是1951年以来最暖的两年，中国的降水，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东北是减少的，西部地区在增加，但是西部地区降水量很小，增加了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极端事件不断地在增加，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温，降水略有增加，水资源问题也很大。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以负面影响为主，首先对防灾减灾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图）这张图是灾害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呈增加的态势，台风也一样，美国的台风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台风强度也在加强。我们2006年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另外森林火险也很重，森林火灾时有发生，沙尘暴总体上减少，但是这几年有增加的趋势。暴风雪也很多，今年年初风暴潮也很厉害，大风把火车都刮翻，这是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另外对工业部门有影响，对水资源有影响，地下水锐减，未来水资源紧缺，生态安全面临危险，冰川在退缩，湖泊面积在见效，很多西北流域变干的情况很严重，生态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是中国森林100多万年以来的曲线，60年代、70年代到了低估，现在达到12%几，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森林植被的覆盖。另外三江平原的湿地也在减少，气候变化将对我们沿海地区将会构成一些威胁。另外对人类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定要采取措施来适应它、减缓它。
　　最后一个问题，讲一下对气候变化的几点思考。中国的党和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中国政府于今年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改委会同17个部门制定了这样的方案，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对减缓气候变化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减缓气候变化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负有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同时我们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不承担责任，但是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当中，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提出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的气候环境作出贡献。
　　对于加强国内的工作，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气象部门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部门，我们也有几点建议。第一，尽快提高我国气候系统监测能力，建立较完善的中国气候观测系统。第二，加强气候变化研究，减少气候变化及其影响，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为我国进一步采取适应和减缓措施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第三，减缓和适应的措施并举。第四，加强气候变化对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影响评估，为国家的决策提供技术、科技上的支持。第五，加强国家层面上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内容，谢谢大家。
　　
　　张进：接下来请杜晖贤先生演讲。

　　国际活动家 杜晖贤：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摩根士丹利，也就是会议的赞助商之一，在联合国的全球区域项目当中一直是我们的赞助商，而且奥迪也是赞助商之一，它也是长期支持全球契约项目的，还有德勤也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还有胡舒立女士，《财经》杂志的主编，我要感谢您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感谢《财经》杂志其他的同事和《财经》杂志的读者。
　　在中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今天下午这节讨论均衡发展的议题当中，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的看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贫穷是大部分人的问题，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是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缺失，越来越多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在这个环境不断恶化的过程当中，对于穷人，对于穷国产生的影响是更加巨大的，但是它也会危害到有钱人的利益和富国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通力合作，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联合国千年计划当中，我们设定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中国也提出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最近也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目标其实都是和联合国的千年目标非常相似的。在所有的目标当中，我们需要明确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在某一个国家，很多目标其实并没有实现，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无法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是无法接受的事实，在很多国家都看到环境的不断恶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社会保障和安全性方面，我们面临很多风险。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任何的问题在制造问题者的意识下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看问题的看法，我们需要有新的思维，温家宝总理讲过要创新，我们需要这种意识上面的创新，以制造问题者的意识来解决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在处理这些变化的时候，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改变企业的文化，改变个人的文化，改变我们看待问题和挑战的看法，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给大家建议，企业应该采取的三个措施来改变我们现在的模式。
　　第一， 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融入到我们的决策过程当中；第二，我们要进一步使我们公司的目标，从原先仅仅考虑经济目标改变成社会目标，更多地融入新的社会目标和良好的治理的目标；第三，承担起更加强的社会责任感。
　　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提出环境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大家只讨论怎么样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系统，而少用小轿车，我们有更多的人现在考虑怎样去发明更加环保、节能的汽车。世界上那么多的人，没有人不希望有清洁的水，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没有人不希望有一个好的住房，没有人不希望有安全的食物，所有的人都希望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作为政治领导人，就是要帮助大家来形成这样一个环境，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使大家能够满足这些基本的需求。
　　中国移动通信有大量的中国顾客，而且每年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中国移动通信不仅仅是在中国扩大它的业务，与此同时，中国移动通信正在利用它的移动通信业务给农民提供很多的庄稼信息、天气的信息，使很多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移动通信这样的公司，真正的、切切实实用自己的行动为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先生曾经讲过，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做更多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帮助我们下一代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够获得良好的声誉，进一步在广大人们心目当中提升企业形象，而这些都是和企业长远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波特先生提出来的观点，企业其实更加关注社会责任感和企业自己的经济利益完全吻合，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了解企业哪些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然后采取相关行动，把自己公司战略中所缺失的部分补足。这样能够提高企业的责任感。
　　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起一套有责任的企业运营体系，这不仅仅是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面的理论，而是能够切切实实地使企业生产力提高，使企业效益更好的做法。
　　在我们的社会中，当我们看到一个企业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企业能够承担起更加强大的社会责任。企业关于环境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工作，而是涉及企业业务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充分的意识到这些外部性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优良的商业文化，在未来五年中，环境标准、政府的标准、政策治理的标准，这些需要共同来推动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地要推行相关的标准，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腐败、贪污等问题。因为腐败问题会减少能够用于减贫扶贫的资金。
　　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投资界、企业界，把眼光放的更加长远一点，用长远的眼光来评估企业自己的社会责任，对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领域的责任。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上主要的一些投资银行推出了负责任的投资行为的准则，为世界上主要的投资者提出了一些投资的标准，摩根士丹利的人在早上的报告当中也提到，美国整个消费额大概是9万亿美元，但现在1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遵循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投资银行们一起提出的投资准则，所以，经济的发展当然要寻求利润，但除了经济利润，还需要考虑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需要考虑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立法方面的限制，要考虑社会的进步和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教育非常重要，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意识，转变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要进一步加强利益相关方在决策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要尊敬各方之间的互信，那些员工、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合作伙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利益相关方，我们要把所有这些人都考虑进来。所以，企业在发展的时候要明确品牌形象是什么、品牌价值有多高，这个就需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才能够帮助提高你的品牌形象。这样一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而信任是一个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的核心。
　　最后我讲一下全球契约项目。这是全球范围内一个推崇和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项目，我们有自己的战略框架，我们的这个战略框架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企业真正地作出承诺，来改变自己企业的根本性文化的转变、行为方式的转变、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真正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感。今天，大概有5000多家企业参与到全球契约项目当中来，其中50%是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100强的企业，像中国石油参与到了全球契约行动当中，国家开发银行、中海油、中石油，还有20多家中国企业参加到全球企业行动当中来。
　　在1999年时，在达沃斯论坛当中，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脆弱的领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可持续性，为我们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作出贡献，同时也希望能够降低世界的贫困人口数量，因此，这样一项工作对于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目标和商业界、企业界的目标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我们会继续积极地倡导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在人权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同时在环保和劳工标准方面也设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潘基文在很多方面会进一步来深化全球契约项目，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实现联合国所提出的全球性的一些目标。
　　变化是持续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强调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福利，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自愿地参与到我们这项行动当中，互相分享我们的经验，学习他人的经验。另外，全球契约项目也获得了很多政府支持，我们非常荣幸地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多企业，包括中石化等这些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支持我们的工作。另外，民间社会，还有一些社区的利益相关方，也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和讨论当中来。
　　我们有哪些预期呢？以前的哲学家曾经讲过，一个个人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我们对自己有什么期望？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期望？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做哪些事情？有什么期望？人活在社会当中是为创造价值而存在的，创造价值不仅仅是为创造财富和物质价值，还要创造更加清洁的空气，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环境，有更好的教育，同时减少贫困人口的痛苦，这都是我们创造价值的部分，为人类创造共同的幸福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终极目标。
　　女士们、先生们，和谐世界的本质在于为大家创造幸福，这也是全球契约项目的目标。谢谢大家。
　　
　   张进：接下来请杜大伟先生演讲。
　
　　世界银行的蒙古和中国局局长 杜大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财经年会，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一节讨论会当中发言，来讨论环境、差距和均衡发展的问题。
　　中国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比较大的增长，根据世行的一些数据，改革开放后贫困人口的数量有极大的缩减，中国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中国比较大的增长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虽然说减贫了，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的收入和农村相比增长的幅度更大一些，所以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有比较大的增加。我在这里想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减少社会差距。我也想强调，不仅仅对政府来说重要，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需要参与这样的决策，这非常重要。在中国我们看到文明社会，一些组织在基层上发展的非常好，而且也在应对社会问题，我也想鼓励大家支持文明社区的活动，因为如果中国希望建立和谐社会的话，这样一个支持非常重要。
　　从环保的角度来说，中国做了很大的进展，而且从西方的媒体很少对这个有比较好的报告。我1986年的时候来过北京，我知道当时和现在相比，空气污染更为严重一些。总的来说，中国大多城市在过去15年中减半了空气污染。中国目前也在减少对土地的占用，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些领域有比较好的发展，即便是在水的领域，水污染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严重，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地方水资源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世行和很多中国的城市进行水污染治理等等，这都是有积极效果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水的质量，像长江这些水资源都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在北部进展比较缓慢，尤其是水污染方面。王先生刚才也提到全球变暖，水的问题在北方将会更为严重。所以，目前在环保这方面有一定的政府，但是中国政府觉得目前的进展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
　　最近根据国家的一些环保机构和世行做了一个研究，对空气、水污染对人体健康做了报告，发现空气污染的确是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城市来说一定要降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汽车的使用，机动车的使用，在中国很多大城市每天有一千辆新车上路，使交通度堵塞，同时也使空气污染。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来控制，汽油的价格，从全球角度来说，在中国要低一些，如果价格能够提高的话，实际上也是间接的不鼓励汽车的使用，来减缓交通的问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如说伦敦，他们在城市中央区域使用私车有比较大的限制，可以使用地铁和高速的公交系统，要是使用私车的话，伦敦市政给予比较大的严格控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让中国来学习一下。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最大的差距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城市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区域的三倍，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从国际标准来看已经很大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城乡之间的差距大概是1.5︰1，但是中国已经是3倍。所以我想中国目前更关注农村区域的发展，但是我们还做的不够。目前中国农村的居民太多了，有户口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中国有两亿的农民希望能够到城市来打工，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收入可以更高一些。
　　怎么能够进一步减小差距呢？怎么能够更好的辅助民工的移动呢？我想有一些民工可以到城市做工人，同时也找到工作养家糊口，使得农村人口有比较大的减少。另外，要让整个的农村人口有比较好的基本医疗保险，不管是在乡村当农民还是在城市当民工，比较好的教育和健康体系对于提高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投资。同时，要改进户口系统，通过这个系统能够鼓励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员的流动，这也是降低差距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除了政府之外，整个文明社会也需要做一些工作，从基层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这种文明社会的团体在逐渐的组建起来处理环境问题，政府也欢迎这样的组织，世行也在帮助文明社会组织的建立。
　　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行动，叫做中国开发市场，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开启了这个项目，当时向社会收集提议的时候，我们发现，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最后，我们从公司以及个人的捐助总共融资了65万，我们也提供了30多个贷款支持这些小的项目。
　　对于基层的项目来说，每个项目10万的规模并不是很多，但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支持这些项目，同时这些项目进行的非常不错。这些小的社区做完第一期项目之后又回来做第二期项目，今年1月的时候，大家在会议上互相分享了经验。
　　最近我也参观了这些项目的现场工作，可以看到在一些乡村区域有一些留住的儿童，父母都去打工，而这些孩子只能在乡村留下来，和他们的祖父母在一些。我和他们的祖父母谈了谈，他们非常坦诚地说，养育新一代的乡村儿童非常困难，他们也想有一些高科技、电脑，但很明显，这些老人并没有知识，也不识字，没法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文明社会项目也帮助这些乡村的留守儿童，帮助他们更好的得到更多的教育。同时，也帮助这些小学的学生学习一些电脑基本知识，以及基本的社会技能。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非常好，这些祖父母也是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项目能够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把环境和社会问题结合到一起所进行的项目。从2008年开始，我们将会有第二个项目进展，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企业和个人的捐助，也是企业个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吧。我想在这里希望诸位在座的富有团体能够想到一些方法来回馈社会，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途径，能够让你们更好的回馈社会，因为我们的项目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监管，加强你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同时建立更好、更和谐的社会。当然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觉得社会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文明社会在这方面给予支持的话，我将感到非常高兴。谢谢。
　　
　　张进：下面请王小鲁先生演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原因和出路。
　　中国在过去29年的经济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明显加速，人均收入水平在很大幅度上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持续的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的10%收入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85年是2.9倍，1995年是6.2倍，2005年的时候是9.2倍，这个差距是一直在扩大的。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刚才我说的9.2倍的高低收入差距能不能表达一个真实的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疑问的。
　　我们看到由于一系列统计方面的困难，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远远大于统计显示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因为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统计不到，特别是涉及到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部分。根据统计，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只有不到12000元，城镇最高收入10%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32000元，平均相当于月收入不到3000元。
　　根据这些数据来推算，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总和是94000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不到45%，这样一个比例低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连印度都在65%，比我们国家高20个百分点。同样也是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居民最终消费8万亿元，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额2万亿元，居民购买商品房的支出2万亿元，这还没有包括居民个人收入用在股市、债市上的投资、直接投资、外汇存款、境外存款和境外投资，还有手存现金的增加，所有这些如果都计算在内的话，我们会看到实际的居民收入，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会大大超过统计显示的水平。高收入居民32000元的收入水平无法解释他们现在的投资和消费的规模。
　　根据我最近的一项初步研究，2005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收入有可能在统计调查数据的3倍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接近10万元的水平。这10%的居民中，实际上也只有少部分人是真正的富人。根据这样的数据，城镇最高和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就要从9倍扩大到大约30倍左右。这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研究。
　　不过，现在得到的这个结果，看来有利于解释银行存款增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现在看来，不同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已经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有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收入差距，但是现在很多迹象表明，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一方面对社会公平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000年-2006年期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下降到36%，原因之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向部分高收入居民高度倾斜，而高收入居民的储蓄倾向又远远低于中低收入居民，这样导致了过高的储蓄率。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重要原因，医疗和教育负担过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引起居民强制性储蓄。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过渡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等等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最近几年，中央实行了一些注重民生的政策，这里包括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推行农村低保、扩大各项社保的覆盖面等等。这些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已经开始见到效果。2006年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多年以来首次超过了平均水平，估计未来几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会有所缓解，这些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带来积极的影响，有利于缓解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也都有促进作用。但是这些影响因素中间，有些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可能是一次性的或者是短期的，上面所说的这种趋势能否持续还需要观察。有些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还没有消除，有两类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我们需要区别加以考虑。
　　一个是在改革期间，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收入分配从平均主义的分配向根据生产要素对经济的贡献进行分配，这些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带来收入差距扩大。但是这也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提高，对于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包括低收入群众在内，社会各界公众对技术管理等等方面，人力资本通过正当途径获得高回报是持理解的态度。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仍然需要保护正当收入，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扭曲。
　　我们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化的进程，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现行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公共投资项目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政府转移支付等等方面，制度上还存在很多的漏洞，透明度很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了大量的腐败和公共资源的漏失。特别是像土地这样的自然资源在进入市场的时候会形成大量的新增国民财富，但是现在缺乏一套合理的分配制度。我们的要素市场发育不全，而且存在若干垄断性的行业，使得少数人可以从垄断利润获得不合理的高收入。
　　这些情况导致国民收入通过非正常渠道向少数人集中，这些既不是对劳动的回报，也不是对资本的回报，而是通过权利和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的掠夺，这些威胁到社会和谐、稳定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我认为一方面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有一个不涉及既得利益的、权威的、专职的机构，在社会广泛参与的情况下，主持行政管理体制的设计，推进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要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形成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民主监督机制，纠正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这些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张进：接下来请胡涛先生演讲。
　
　　美国俄勒冈大学访问教授 胡涛：各位下午好。首先感谢主持人张进先生，感谢胡舒立，感谢《财经》杂志社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跟大家一起交流关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想法。
　　刚才杜大伟先生以及我们国家气象局的王局长已经说了关于气象变化、节能减排的迫切性、重要性，以及中国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我所说的只有问题和行动，我们怎么样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实现节能减排。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特别是就节能减排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构想，我将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看看节能减排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对于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解读。具体的说，我们发现节能并不等于减排，而减排也不等于节能。第二，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进行减排。第三，关于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我们给出一个新的途径进行节能减排，那就是从贸易手段如何进行节能减排。
　　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节能减排的具体精神，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要进一步具体分析为什么形势相当严峻，如何优化结构和提高经济质量，怎么样更好地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的政策进行节能减排，从以下几个视角重点谈一下节能目标与减排目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节能减排与贸易手段。
　　首先，节能目标与减排目标冲突矛盾吗？我们看一下具体事例，在很多情况下减排并不节能，比如脱硫电场，每脱一吨的硫大概要耗费从100度到5000度左右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耗能指标，如果保守的估计，每年如果脱硫1000万吨，至少要消耗10亿-500亿度电，而每年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仅此，500亿度。另外节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减排，很多企业为了节能，有些企业停止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增加了COD的排放和二氧化硫的排放。之所以出现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跟我们所采取的节能减排的技术有关系，如果我们选定的技术是在末端处理的，将会导致双重的成本，产生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如果采取前端控制，产生协同效益，既节能又减排，从体制来说也同样存在，发改委具体落实节能工作，环保总局具体落实减排工作，国家统计局负责节能的统计工作，这是导致节能不减排的具体的体制因素。如果我们将节能减排统一协调一起控制，从前端污染源控制，将会协同控制，实现节能减排成本的最小化。如何才能使节能与减排协同负责？谁应该负责节能？谁应该负责减排？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要更好的进一步节能减排。
　　我给出的答案是市场。市场负责节能和减排。我指的市场是重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市场技术。节能减排目前的短期效果明显，但是长期来说成本非常巨大，根据我们运用模型的计算结果，至少目前采取现在的节能和减排的行动比我们采取协同控制的方式成本增加了大概1000亿，还有很多其他的交易成本。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必须依赖于经济手段，目前面对国际油价近百美元的国际油价，国内的市场价格依然存在着倒挂，缺乏定价的市场机制，燃油税、资源税依然没有出台，能源税依然面临诸多的挑战，由于能源定价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弱势群体支付问题依然是决策层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看看国际经验，在日本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迫使日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动力，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动力，一个是70年代的能源危机，导致日本能源价格的改革，80年代、9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日本贸易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两个重要因素导致日本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从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到现在高效率的制造业、发达的服务业，以及环境保护巨大的进步，这是日本的经验。如果再看看美国的教训，美国的能源定价市场化，但是与能源相关的税率很低，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并且以一个庞大的军队体系维系着畅通的能源供应，所以导致美国目前高能耗大国，能源效率低，以5%的世界人口消耗世界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刚才杜晖贤先生给出了中国的建议，中国的汽油能源价格太低，我想他的建议也应该跟美国政府提一下。
　　对中国的确有很大得启示，面对中国，我们面临模式的选择或者我们有自己的模式，如果中国真要按照美国的能源消费模式我们至少需要四个地球的能源和资源维系中国的消耗。如果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主动提高能源价格，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的转变，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能源价格没有充分市场化，环境成本没有完全内部化的后果体现最充分的行业是我国的外贸行业，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国的贸易顺差吗？中国到今天为止已经贸易顺差2000多亿美元。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尺度来衡量呢？我们可以用价值尺度衡量中国的贸易顺差，如果我们用环境的尺度来衡量那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每年二氧化硫逆差150万吨，大约占总排放的6%，每年二氧化碳逆差大概10亿吨左右，大约占总排放的23%，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研究，包括英国的研究，按照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的研究，如果英国不依赖与中国的进口产品而自己生产，那么英国本身自己的碳排放将增加至少三分之一，国际社会中国面临着所谓的贸易掷补贴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反倾销。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相信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下依然有贸易的补贴，但是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如果说补贴我们的确是有，我们的确是用环境在补贴，国人正在用能耗、污染物排放的外部成本，通过产品、贸易补贴国外的消费者，补贴了多少？刚才我说过，二氧化硫150万吨，二氧化碳10亿吨。这是我们具体研究给出的结果。（图）棕色的部分是中国由于每年的生产，排放的碳导致的逆差，我们的量跟日本的排放量接近，超过了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排放量。
　　节能减排的措施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可以通过贸易的手段，如果在减少中国贸易的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可以平衡贸易的环境逆差，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能减排的手段，如果我们将环境逆差降低为零，二氧化硫排放的目标可以完成6%，在节能减排目前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可以大大的超额完成，我们有很多具体的贸易手段可以进行，包括出口退税，包括出口关税、出口限制等等。
　　如果作总结的话，只有切实加强节能减排的协同控制，加快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燃油税、资源税、能源税的激励政策。刚才我们很高兴听到范恒山司长已经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发改委已经在着手具体的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加大扭转环境逆差的攻坚力度，充分利用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才能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
　  谢谢大家。
　
　　 张进：今天下午这一节的讨论非常精彩，我相信在座的听众都有很多的问题想交流，可惜的是我们从上午开始议程的时间一直在往后推，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安排大家的提问。我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或者说也算不得上总结，只是我听过之后的一点感受。
　　我感觉到，要保护环境，要追求协调的发展，推进改革，尤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多么的重要，这是我听了今天发言的一点感受。作为政府官员，范恒山先生和王守荣局长都提出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如果想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因为政府的权力有边界，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样才能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协调好。杜晖贤先生和杜大伟先生都提到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一个体制支撑是非常需要的，我们需要很好的支撑，而要发挥好的制度支撑，更重要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尤其给我最大启发的是王小鲁先生和胡涛先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胡涛先生提到政府的作用，以及加强环境执政能力问题，王小鲁先生通过对收入差距的分析提出了要缩小初步收入差距，迫切需要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根本的出路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提高民主化程度。
　　我相信在改革开放29年以来，我们现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瓶颈期，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给我们的经济改革增添动力，以及为中国尽快地走入世界，加快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增添新的活力，这也是十七大之后中国的选择。
　　以上是我的看法，也算不上结论。非常感谢这一节发言的嘉宾和在座的听众。这一节的讨论结束。 

（声明：实录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