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会三主持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王烁：大家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后，很短的几年时间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新型的投资者之一。这既让世界感到激动也感到不安，无论是激动、不安还是疑虑，都希望得到更多的信心和分析来释放这些焦虑。我们今天很有幸请来的嘉宾分别是，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先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先生；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鲍达民先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市支行前主席、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主席乔治·斯卡利思先生。首先请高西庆先生发言。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西庆：（实录暂缺）

　　王烁：下面请柳传志先生发言，他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兼并收购”。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我今天想以联想集团大股东代表的身份，谈谈中国企业用兼并收购的方式进行海外战略性投资的体会。联想集团在2004年的12月8日宣布并购IBM PC到现在已经有三年，我在这个基础上谈谈想法。
　　第一，中国的企业家有强烈的向国际进发的需要和能力。
　　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有非常宽广的空间。以联想集团为例，联想集团2004年并购IBM PC以前，营业额是29.5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营业额是84亿美元，同比增长5.6倍。销售机器的台数——那时是中国市场——2004年是431万台，2007年上半年是1041万台，大概是4.9倍。空间是非常大。我相信，在其他领域也会有非常大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潜力固然大，但是可能中国企业家的雄心更大，所以要向更大的空间走。
　　二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很多在制造业企业有很好的做OEM的基础，使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很有实力，形成了国际性品牌所要求的基础。因为品牌本身有实力、有好产品、好服务、好性能等再加上宣传，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形成品牌。从基础本身来说，中国企业已经很好了。
　　三是中国的员工的成本还是很低的。我指的不仅仅是蓝领员工，技术的、白领的员工，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但是成本相对还是很低的。这也支持了我刚才的观点，就是中国企业家向海外进发是有需要和能力的。
　　第二，向海外进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并购，所谓资本输出的道路；还有一条道路是自行建立这条道路，海尔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只有一个完全的中国团队为基础，对海外的语言、法律、商业环境、文化等都很不清楚的情况下，完全以自己的框架去建立，真的是非常困难。这个做法的正常途径，我做的话，是会小心试点几个以后才敢大范围地做，而这个试点本身会大大延长时间，这是主要的困难。
　　并购又会怎么样？联想的并购到现在，三年时间下来，从业务上来说，可以认为并购是初步成功的，也只能说初步而已。刚才我讲到并购以后的营业额和台数这些业务指标，现金流不成问题，非常宽裕，现在利润上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并购前那一年，我们在中国市场上得到的利润是1.6亿美元，并购以后的第二年，便跌成了2900万美元，这是很自然的，到了第三年恢复到1.6亿美元，打平，今年上半年到了1.7亿美元，半年就等于并购前全年的，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利润增长空间。从数字上看，并购只能说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我们并购以后买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买到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品牌，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IBM的笔记本品牌。这个品牌确实特别好，应该讲比现在国际上第一、第二位的电脑公司的笔记本品牌更受欢迎。这个品牌在我们并购以前，IBM花了十几亿美元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形成的，今天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买来的时候谈好Thinkpad这个品牌永远归我们所有，但是下面有一个IBM的标，生产厂家，IBM用5年，现在到了3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有能力主动把IBM取消了，换成了lenovo。现在看这个品牌还是比较顺利地接了过来。
　　第二样东西是技术，我指的是专利和团队。笔记本电脑的团队和专利全部借过来，中国的员工进入到里面，磨合得很好，我们认为这方面不错。第三样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治理架构和管理结构。买回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国际性董事会，有两个投资在这个公司里面的PE，一个是PPG，一个是GA，加入到董事会里面，形成战略委员会指导整个管理层的运作，非常成功。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并购以后的第一任CEO，董事会认为不是很合适，经过一年的董事会换成了做事更认真的CEO，公司本身没有重大影响。如果仅是一个中国的董事会这么做的话，很可能员工和投资界认为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矛盾，有了一个国际公司的董事会，这些问题就会处理得很好。另外，新的管理层架构之中，有几部分人，由原来IBM的人，有后来CEO招进来的人，还有中国的团队，混在一起，对原有的业务技术掌握得很好。
　　作为大股东，我们在并购IBM的时候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希望业绩能够好，更好地为股东创造利润，同时也有一个目标，希望在几年以后，中国的管理层能进入到管理层更核心的位置，能起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我们的并购才能得到更大的实惠，也为中国企业向海外走出去摸索到更坚实的道路。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并购直接做，由于不知水深水浅，可能会有很大的难处。
　　风险是什么？主要是三个，第一个是品牌风险。买以前我们反复斟酌的是，买回的品牌由中国人作为股东来拥有的Think  pad品牌，还会不会被原来的顾客所接受，如果不接受怎么做，这个已经做好了。第二个是买回来的团队会不会散，这个问题完全没有了，而且也有一定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很有成效的。第三，业务的整合和文化的磨合。应该说，业务的整合做得相当不错，文化的磨合还有待时日。东西方的文化不同，企业的文化等都会交织在一起。
　　刚才我也讲到，一个好的CEO一定要用他所习惯用的人，即使都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还有习惯不习惯一说，更何况还有中国员工希望要在这里面占据重要的位置，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这里面，自然会在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形成矛盾。怎么样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以企业利益为第一位？什么是企业利益第一位？这些东西都是有待探讨的。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最大的困难。前几天听到很多经济学家讲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做起来可能会比印度困难很多，一个是先天的语言问题，另外一个是他们国家的体制、本人的文化跟国际社会的交融问题，这些方面可能都是我们的短项。
　　谈谈经验体会，两条。第一，并购人家的时候，属于战略性并购，你自己要真懂业务，不仅是懂中国业务应该怎么做，到了国外去应该是什么方向应该很明白，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做不成。第二，要把事情想清楚，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你要组成一个团队，要有系统地将并购中为什么这么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的问题怎么调整想得比较明白，这样的话，真到那个时候，系统中不会出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整体做得比较成功，所以在并购中固然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最后的结论：中国的企业的这种资本输出方式将会成为一种相当主流的方式。因为中国不仅是像高先生那样钱出来要赚回钱，还要在外面有更多的市场和业务，这种做法会很困难，但是坚持下去就会成功。
　　谢谢大家。

　　王烁：下一位发言人是樊纲先生，他从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中国的资本输出。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樊纲：首先，讲一个概念，关于资本输出的概念。现在有一种看法，好像我们刚开始输出，其实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我们的一万几千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在输出着，它不是在人民银行的库里面趴着，已经投在一些金融资产和债券上，只不过这些金融资产是属于风险最低、回报最低的资产，就是政府债券——美国政府债券、欧洲政府债券、俄罗斯政府债券等，都在投。只不过这些投资作为外汇储备的管理方式，国际上也有一些通行的办法，要投在流动性比较好，同时风险又比较低的资产上，因此回报相对比较低。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当然，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降低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这是各方面因素要调整的——怎么办？因为一个国家可能不小，像我们的国家，根据企业借款情况，根据企业出口、进口的需要，根据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因此有一部分外汇储备可以拿出来做一些追求回报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外汇储备本身怎么用，也就是刚才高西庆总经理所说的问题，国家是不是要搞一些主权基金进行投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有这么多的外汇进了中国，一部分也不是在国家储备着，一部分还是在民间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是不是更鼓励民间和企业更多地到外面做些投资，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官方的外汇储备，使中国的资源得以更好的利用。因此，现在有了“走出去”的问题，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投资。我们这一节所谈的主要问题也是这个。但是，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输出，我们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大的资本输出国了。
　　第二，如何更多地鼓励民间通过各种渠道把资本用得更好。输出不输出，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资源用得更好，这是前提。如果这些资本留在中国用最好，原则来讲仍然需要留在中国用，不能说为了输出而输出。从经济学来讲，这是资源自由配置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赞成柳传志讲的一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想清楚可以做的、应该做的是什么。
　　需要想清楚的事情太多了，第一要想清楚，现在全世界的人跑在中国来生产，你要不要到外国生产。刚才柳总讲在东南亚国家，尤其在非洲已经逐步做OEM，我们的一些品牌可以到那边做，这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机会。但是到一些发达国家去生产，就要考虑一下，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在“走出去”之前，要真正很好地了解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本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市场、文化、规则、语言等都要想清楚。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但是要想想走出去的能力如何，我们能不能抓住机会，风险怎么应对，要想清楚国际市场的风险。我们自己的风险还没有想清楚，是不是能够应对国际的风险？
　　刚才也讲了各种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你是不是真正懂行。要想清楚你要买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联想是一个好的例子，买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出去兼并收购也到了时候，我们用生产能力兼并收购别人的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品牌，加上兼并它的管理。
　　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买的是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不是有发展的前景。上一轮案例显示的情况，有一些看起来是很悠久的大品牌，但是等到买到手里发现那个品牌已经不像IBM这样在人们心中是现代的、新的、有竞争力的品牌了，在人们眼里它已经成了一个老旧的标志。所以，这种品牌说起来是一个品牌，原来市场上有很大品牌，但是不一定成为现在知名的品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想清楚。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所懂的，需要企业家自己来想。
　　刚才柳总讲了两个投资方式，我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学习的方式，就是参股的方式，参加的方式。不一定要把品牌都买过来，我们是不是通过一些参股的形式进入到生产能力当中去，这不能说资本运作，像主权基金其中一部分要做资本运作，在产业当中是否可以通过参股投资的方式开始一个学习过程，开始一个参与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投资过程的阶段。这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当然，有的资本参股本身就是一个挣钱的过程——而是通过参与的过程进入董事会的过程、参与经营模式的研究过程，我们需要国际市场，也需要国际市场运作资本的方式。
　　资本市场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市场，少数人赚钱多是实际上因为多数人是失败的，目前的国际资本市场更加反映出资本市场的风险大，有时候水很深。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还不久，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阶段更应该以一种比较谦虚、谨慎的态度，相对保守的态度。当然，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者不会赚钱只会说保守，我们对风险观察的更慎重一点，研究得更多一点，使我们走出去的过程更顺利一点，更多的去回顾过去其他一些国家和企业的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也许走得就更顺当一点。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资本总是要输出的，希望中国企业家的资本将来都是可以在输出过程中赚大钱的资本。
　　谢谢大家。

　　王烁：下一位发言人是鲍达民先生，麦肯锡刚刚完成了关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调研，鲍达民先生将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发现。
　　
　　麦肯锡亚洲区董事长 鲍达民：非常感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四个话题，第一个是资本市场的变化，第二个是中国目前所经历的阶段，第三个是我们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企业会经历的下一个阶段。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的成功因素。
　　我同意柳先生和樊先生讲的可以让公司学习的地方，日本人在1989年的时候，他们有大量的机构到海外投资，他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从日本当时的海外拓展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一，资本市场的变化。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从规模的角度还是从资本流动的角度，还是从金融资产的角度来讲，国际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140万亿美元，包括所有的债券股票、所有的政府发行票据等，这比十年之前增长了八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次贷的危机讨论，但是仍然可以看到，现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现在伦敦和纽约是金融中心，新加坡、香港相对来说也是规模不那么大的金融中心，这些都是金融中心，也是枢纽，未来我们会看到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所和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高。
　　在过去的十个月中，有4.4万亿美元用于全球的并购，其中40%是跨国的并购。再看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并购交易创造的价值。在新兴市场当中，一些中国公司、印度公司创造出很多价值，而他们创造价值的规模大于北美、欧洲的一些公司，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
　　第二，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三个层次的活动，一是上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怎么样进行海外投资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这些进行主动的投资，这不仅对中国是好事情，对世界也是一个好消息。二是不要忘记机构的钱。中国的很多机构，包括平安保险等这些大型的机构，它的海外投资的规模也非常大。所以，一些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型的机构，还有一些养老基金，在国际投资当中也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三是一些并购活动。在过去的24个月中，中国做的并购交易数量要大于印度，从交易额的角度也是很大的。
        以前，我以为印度在国际并购方面应该更加活跃，因为印度和西方国家没有语言的障碍，但是事实上跨国的并购更多地来自中国，而不是印度，也不是韩国，这个趋势会进一步持续下去。我们相信，世界未来的大型企业很多将从中国产生，虽然现在不知道是谁。十年之前我们看联想集团，那时如果有人说联想集团会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没有人会相信，但是现在已经是事实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中国可能都会涌现出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打败耐克。在并购中，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很多的企业都应有这样的动力去抓住全球拓展的机会。
　　我们全球范围内进行业务拓展，不仅仅追寻外国的市场，还有外国的企业品牌、人才，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应该考虑购买的对象。从固定的收入角度来讲，中国在未来的七年中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所以，中国的机构其实是有非常强大的实力的，它应该能够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同时也能够参与跨国的拓展。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对于中国来说是好事情，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喻——指甲缝里面的灰尘要清理干净。我们要强调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共关系，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很多外国的政府、外国的公众不明白中国到底想干什么。我当然能够理解中国企业干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私人股本的公司，有很多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养老基金希望到国外去投资，他们是希望获得更大的投资的回报。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权基金，像UBS以及新加坡国有主权的基金，他们都是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的，这些主权基金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公共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宣传我们的正面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例子。我们帮助韩国一个重大的收购项目，收购美国的一家拖拉机公司，当时曼哈顿的高盛公司和麦肯锡一起帮他们完成了这项巨大的收购交易，媒体、国会议员开始说，你们来了之后把美国人的工作抢走了，你们最后会解雇多少员工，开始炒作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这个公司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美国进行收购的时候，我们需要事先去做好一些预测、做好一些公共关系，然后，一些小的可能会引起美国公众误解或者引起政府担忧的方面，要事先考虑好，做一些功课，事先把公众关心的功课准备好，消除美国公众的误解和美国政府的担忧。第二个要做好人才的准备。做海外拓展收购的时候，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才，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能在跨国的情况下工作。有时候，你和别人一起做生意或者有一些私人股权公司或者有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司，他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才库，这些海外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或一些创投基金有非常庞大的人才资料库，可以随时从人才库当中调出这个行业非常有经验的人，帮助你建立起公司。所以，我们觉得公共关系、人才是两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要把这两个工作做好。
　　谢谢大家。

　　王烁：下一位发言人是乔治·斯卡利思先生。他的发言题目是，创新的三个法宝以及中国的资本输出关系。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市支行前主席、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主席 乔治·斯卡利思：我在这里花几分钟时间，从更高的层次来介绍一下全球化以及投资的问题。全球化短期内发展非常快，但是现在人们理解的并不是很充分，目前这个概念还比较新，更为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往前走，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和挑战，对政府来说，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业界也要扮演角色，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角色，但是是非常不同的角色。另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比较有创新的生态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使得全球的经济能够在未来有所发展。最后，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执行问题，双边、多边的投资方面的执行问题。因为成本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是一些问题，对执行有一定的要求。即便是最好的技术、最好的研究机构、最好的人员，如果没有比较好的创新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我在半导体业从业多年，会以半导体为例说一些问题。但我想说的是，我2000年到2006年曾经是旧金山市联邦储备局的人员，当时全球化速度非常快，而且，外包业务快速发展。以半导体业为例，2000年美国是半导体业最大的市场，大概占40%，中国比较小，不到5%。六七年之后，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而美国只占6%，很短的时间就发生如此快的变化。
　　另外一点，IT业或者高科技成为经济最大的动力，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我一会儿会谈到这个问题。最后是主权基金开始出现，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这些基金怎么投资、怎么管理、怎么在未来进行处理等都成了热点问题。
　　首先，IT对于新经济来说是基础，全球都在经历着新经济，美国IT占GDP的3%，但是增长却是25%，同时，半导体业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希望更快更好而且更创新，尤其是生产率的加强，对高科技、IT产品来说，它的发展速度比其他的产业加起来还要快。目前IT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但是未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雇用大量的高价值的人不会直接给公司带来利润，但是会带来强化的技术和文化，能够支持更多的人、更多的雇员，让他们努力工作，这使得整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能有更好的回报，利润以及营业额会增加。所以，这也是一个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是所有发展的基础，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地区能够成为领先者。
　　有人问，美国在创新领域是怎么成功的？我们在几年前做了一个研究——我是布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研究结果是这样的，现在在美国创新的环境主要受一系列的原则所驱使的，环境非常好，做事更容易。第一是在技术研究和研发方面有很多的技术投入，第二是科学家数量非常多，第三是工作力量——劳工非常灵活，非常不错。另外，基础设施非常好，法律环境也非常健康。接下来，是联邦相关政府部门促进IT业的发展。此外，还有比较好的税收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比较好的知识产权环境。所以，对于创新和一系列的原则以及能力，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环境，一个系统的环境。这样，才能够使人们的创新概念发酵、发芽产生，但同时，我们需要法律监管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生态环境，使创新有所投入和发展。当然，不会只在一个地方才有发展，不会蛤在美国发展，全球都会有发展的机会。
　　政府在这方面会有很重要的角色来扮演，他们一定要能够提供这样的生态环境、教育，也许是初级教育，也许是大学教育，还有大学里基础学科的教育。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些原则、规定、制度，允许这些具有创新的概念能够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发芽成长。
　　最后，主权基金应该在什么程度上被使用？人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有人觉得，国家主权基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有人说，这是不好的方案。因为产业和政府之间是有职责区分的，他们不能为了同样的利益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政治和经济以及业界这三个因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大多数的情况是，政治因素放在一边不考虑，而只考虑业界和经济。目前我们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找到一些结果和答案并不容易。对业界来说，应该在这个领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定要在国内和国外进行投资。如果考虑对当今的半导体业，在一些新的产品中进行投资，可能会花1000万-1500万的投资，可能要花五年的时间，这样的投资就会达到5千到1亿的规模。所以，要选择最好的人员、最好的规模、最好的位置进行研发投资，之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另外，需要考虑商业上的风险，尤其是研发方面的投资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回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第一轮当中一定要成功，否则就进展不到第二轮，因此要有最好的技术，才使这些商业风险最小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首先，中国的大学的研发能力越来越好，教育越来越好，而且有很多的资金——刚才谈到中国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也在寻找一些投资，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改变中国的研发和科研能力。如果往前看，目前的确有非常好的机会，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发展非常不错。IT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当然，包括生物技术和很多其他的领域，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发展的一个基石。应该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最终成为胜出者的一个核心的技术。
　　谢谢大家。

　　王烁：下面进入问答时间。

　　
>>>>>>>>>>>>嘉宾问答>>>>>>>>>>>>

　　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柳传志和高西庆先生。刚才我们听到柳总谈中国企业进入国际的思想和能力，也听到高西庆先生似乎非常痛苦地谈到很快有1000多亿美金进入中投。我有一个想法请教两位。我们谈到中国企业有很多因素需要“走出去”，实际上这之中有很多困难。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因为很多人跟中投都是谈很大的项目，如果一个亿的美金，甚至像联想集团、弘毅投资，类似的这种几千万美金或者一亿美金，有没有可能有些项目有一个所谓的执行委员会？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已经在南卡运作两年，从12个人增加到160多人，而且是汽车配送项目。类似这样的项目，能不能从个人层面或者国家的层面对中国的企业有帮助或者是指导？

　　柳传志：目前联想控股下面的投资公司，像弘毅和联想投资，目前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直接的投到美国具体企业去。但是他们有可能投到中国的企业里，中国企业要实行战略投资的话，会到美国进行投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已经在做。但是，他们自己大概不会说我们用钱直接投到美国企业然后从那里得到回报，目前弘毅和联想投资都没有这个意图和实力。
　　高西庆：我们现在正在组建的过程中，从成立那天到今天才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做这么一个公司一定要有一个机制，如果我身上只有10块钱，不用考虑机制，花了就花了，但是如果有很多钱的话，这个机制就很重要了，我们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有一大堆机制，再加上我们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种审查的机制。在这个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好之前，要做具体的投资项目会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也应该理解。所以，您所讲的具体项目，现阶段如果考虑可能有困难，但是我们最终对所有的项目都是有兴趣的，当然，太小的项目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因为不管大项目小项目，要做调查花的功夫差不多，所以过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

　　提问：樊纲先生，我是招商证券的研究员，请您评估一下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和资本输出的关系。

　　樊纲：这好象不是这节讨论的议题，我们是不是不说了。

　　提问（美国一家咨询公司）：请问樊纲先生，这个问题是关于国际资本流向的，虽然现在中国企业有很强烈的意愿要资本输出，但是大的趋势，还是资本持续增发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像FDI，中国是ODI，但是现在FDI的数量还是超过ODI的数量，同时，中国的个人对海外资本市场的投资有很强劲的需求。我的问题是，美国次贷危机出现以后，特别是对发达国家风险意识提高了，导致资本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特别是亚洲市场。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怎么能够控制这样一个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樊纲：谢谢你们的提问。我想，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开放是一个过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过去非常希望有资本能够进来，中国的资本账户在非常长的时间里有一个倾向，就是欢迎越来越多的资本进来，但是严格控制资本出去。这样的一个制度，要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的风险是外资进入的量越来越大，这和现在的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年份，在有些阶段，资本的流入对外汇储备增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资本流入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因此，现在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一方面要逐步加大输出方面的新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要对资本的进入进行一定的管理。对中国经济来说,这些都是新问题，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肯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也要吸取过去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教训，这个过程太快了，让资本流动的速度太快，量太大，还没有做好准备，国内的机制还没有做好准备，风险就会非常大，亚洲金融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教训。
　　我相信，有关当局会充分考虑这些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渐进的办法，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企业逐步“走出去”的过程，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要回答你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和过程，有些事情不是很快能完成的。

　　王烁：这一节议程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发言人。

（声明：实录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