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化”及其禁止

本文来源于新闻动态  2007年12月14日 20:59
中国的电视体系一面在横向里惨烈竞争,一面在纵向上高度垄断


在2007年初几次严格限制“选秀类”节目的行为规范之后,国家广电总局在8月又史无前例地紧急叫停正在进行中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

中国的电视体系一方面在横向里肆无忌惮地进行惨烈竞争,另一方面在纵向维度上却保持着高度的垄断

  对于中国的电视观众来说,2007年不是个丰裕的年头。能够引起高度关注的热点节目不多,品质优良、又叫好又叫座的节目更少,反倒是有关行政领导部门一系列严令禁止“低俗化”的行动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在2007年初几次严格限制“选秀类”节目的行为规范之后,国家广电总局在8月又史无前例地紧急叫停正在进行中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9月,被认为“集中展示和渲染女性犯罪过程,格调低级庸俗,制作粗劣”的电视剧《红问号》被清出荧屏。在此前后,广电总局还多次发出文件,对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做出具体规定,目标几乎全部指向节目“低俗化”这个魔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低俗化”运动得到了公众相当程度的认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腾讯网新闻中心进行的一次联合调查显示,96.4%的受访者支持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95.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电视节目确实存在着“低俗化”的趋势。从网络论坛上的舆情可以印证,上述调查数据应该是很靠谱的。
  那么,各级电视台的领导者和工作者为什么要既犯天威又动众怒、全心全意地去打造一些文化垃圾产品呢?公众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些人“见利忘义”,为了得到更多的广告收入、赞助收入以及手机短信分成等其他收入而不顾职业道德,污染社会,毒害大众。正是由于利之所趋,中国的电视才在近年来不断产生着质量低劣、趣味低下的节目,且屡禁而不止,甚至出现了所谓“低俗化”的倾向。2007年出现的上述情况,不过是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罢了。
  但是,文化产业趋利而动就一定会造成产品低级劣质吗?却也未必。欧洲以公共体系为主体的电视为了摆脱沉重的开支负担而引进商业机制,广告收入已经成为重要经营支柱,节目却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格调。美国的主流电视是商业化最彻底的,但平心而论,特别低级庸俗的东西并不多见。美国商业电视早年信奉一种“最低抵制节目理论”,就是说节目不能让某一部分观众不高兴,当然更不能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这是因为一时的低级引起的高收视率可能会影响媒介的口碑,损失长远利益。
  在进入相对窄播的多频道竞争时代,这种古典理论已经不再有效;但长线运作的大电视公司注意整体形象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吸引更多观众和打造企业“高尚”品牌之间寻找着平衡点。可以说,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即使是纯粹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电视中,也不至于导致整体的庸俗低劣。
  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中国电视节目近年来出现的弊病,更主要地是反映了体制方面的失调。这种失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电视台的性质和功能混淆不清。现在我们的电视台,既是党和国家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生产注意力的造钱机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还应该具有提高公众审美水平、提供科学和教育信息这样的公共电视的职能。这种格局源自改革开放初期为减轻事业单位财政负担所做出的努力,如今却形成了既要“打鸣”又要“下蛋”这样的尴尬状态。
  其实,几年以前就有学者提出应该理清电视机构的性质和功能,分别经营,分别管理。由于目前中国的各级电视台都是多频道经营,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让每个电视台都拨出一个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共频道,不播广告或只播少量广告,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高雅文化留出一块基地,为当代中国的优质电视树立一块样板。
  实际上,中央电视台最初建立10频道、音乐频道等频道的时候,基本理念就是服务社会、不求利益的公共电视理念。可惜在一片唯利是图的商业叫嚣中,这种理念渐行渐远,没能坚持下去。由现有的电视机构拿出一部分利润办公共电视,既可以看作是在取得收益后对社会的一种理应的回馈,也可以作为赢利后的一种变向税务,同时还是面向大众进行文化、科教扶贫的一项善举。可以说,在一个公正公平的和谐社会中,公共电视体系是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体制失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基于行政区划而建立的电视台、电视频道太多太散,自制节目量过大,造成低水平基础上的恶性竞争。这个问题笔者在去年的《财经》年刊文章中已经说过,结论是多频道低水平竞争不除,劣质节目盛行就无可避免,而低级趣味往往又是劣质节目的亲密伙伴。没人没钱没思想,被收视率和创收压力搞昏了头的节目制作人一不留神就会想出“低俗”的下策。
  对于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几百个电视台也许是必需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需要有几千套自成一体的独立频道和数不清的自制节目。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可能实现的办法,是把现在各电视台、频道自成体系直接面对观众的一级传播,改造成一种两级传播的体系,即由全国(或区域性)电视节目网组织编排节目传送给各地电视台,电视台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少量自制地方性节目,向观众播出。
  世界上一些大国甚至跨国的联合体,其实都在实行这种“网台分离”的两级传播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频道资源和节目资源。近年来,中国一些实力较强的电视民营企业一直有着利用现有的地方弱势频道建立自己的节目网的雄心,只是由于政策的瓶颈,他们既不敢打出全国电视网的旗号,在实际操作中也总是困难重重,至今未见成效。而各级正规电视台则由于行政归属的限制,即使是单个节目也少有到异地播出的冲动,更不要说把整套节目提供给其他地方电视台了。
  电视节目网的概念在中国还远没有深入人心,各方既得利益的复杂博弈让体制的根本性变化更是举步为艰。但这种诸侯混战的局面不变化,电视节目低质化的土壤就无法消除,行政管理部分就还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忙于对每一类节目甚至每一个节目做出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规定。
  有点反讽意味的是,我们的电视体系一方面在横向里肆无忌惮地进行惨烈竞争,另一方面在纵向维度上却保持着高度的垄断。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每一座电视台其实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且根本不必为有潜在的对手而发愁。人事制度的改革已经让大部分电视工作者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但电视台本身还是“铁打的衙门”,既不会因为违规而被取缔,更不会由于失去民心经营惨淡而倒闭。这就是体制失调的第三个方面,全行业对外部的绝对垄断使得许多电视台有些胆大妄为,机关式管理让各级领导者更重视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打算。而实践经验告诉大家,弄出点低级趣味的小动作常常会收到立竿见影的近期效果。
  如上面所说,在中国电视的诸种成分中,只有商业电视真正需要创造利润。他们主要播出娱乐性节目,因而也最有可能产生“低俗”的内容。但也只有让这些商业电视真正地商业化起来,并逐步建立起成熟稳定的市场,才能让他们把眼光放远,有所自律,把节目“低俗化”的倾向降低到较低的程度。市场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看,它的调节作用会比简单的行政管理更有效。■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全文详见2007年12月5日出版的《财经》年刊“2008:预测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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