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来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后数年里还会进一步下滑，而进入长期的上升区间则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

    【《财经网》专栏/专栏作家 孙明春】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是大家熟知的一个问题，其表现之一在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净出口，导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滑。从历史数据看，居民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962年的76%降至1980年的50%，然后又降至1994年的40%。尽管其后这一比重曾一度回升至2000年的47%，但随后又进一步下滑至2006年的37%。对此，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扩大消费需求无疑可以缓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问题。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还会变得更加严重。在今后数年里，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滑，要等到其长期回升恐怕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事实上，消费占GDP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一个普遍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们发现，这一趋势在1960年以来在中国、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存在或依然存在。研究表明，消费占GDP的比重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一般来说，在人均GDP较低的时期，消费占GDP的比重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时，消费占GDP的比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5—10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只有在人均GDP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我们才看到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出“U”形的长期趋势。如果上述发现也适用于中国，就其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来看（2006年仅为2000美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后数年里应该还会进一步下滑，大概需要5-10年才能进入稳定区间，而进入长期的上升区间则需要10—20年的时间。
    理论上，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人均收入/产出水平较低，大部分的收入/产出需要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如基本生活需求等等），只有很少的剩余产出用来投资，因此消费占GDP的比重会很高。随着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收入用来投资，以便通过增加未来的收入和产出来增加未来消费的能力。在此期间，尽管人们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投资增长更快，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不断下降（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于这一阶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历年投资所带来的产能不断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人们通过牺牲当期消费来增加未来产出/收入的愿望会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投资增长的放缓和消费增长的加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长期回升。
    这一理论假说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在过去数年中，中国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长率一直接近10%，这与世界多数经济体相比，都属于高增长的范畴（大多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长率在近年来都低于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消费需求其实并不弱。如果消费增长强劲，为何消费占GDP的比重还在不断下滑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投资和净出口（即贸易顺差）的增长率更高。投资的高增长一直是有目共睹，也符合我们前面所做的理论假说。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在近年里也突飞猛进：2005年达到151%，2006年57%，估计今年也在50%左右。其结果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4%上升至2006年的7.3%（我们估计今年可望达到10%左右）。
    从当前的形势看，虽然消费增长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但指望居民消费的增长率超过投资的增长率，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会保持高位。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投资需求。
    第一，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在1996—2005年的十年里，中国每年有超过1600万的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镇，这一过程带来对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医疗、零售和娱乐等等）方面的庞大投资需求。我们估计在今后十年，每年仍将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由此带来的投资增长仍将非常强劲。
    第二，制造业产业转移和升级换代所需的投资。由于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资源禀赋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制造业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应该会逐步地从东部沿海地区渐次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则成为以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为主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还是东部产业的升级换代，都会伴随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过程在开始时虽然缓慢，但其发生是必然的，因为这会是一个由地区间经济条件和比较优势所引发的一个自发的转移过程。一旦形成新的产业/地区结构布局和相关的网络效应，产业的转移将会呈现加速度的态势。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制造业中的许多部门在目前已存在产能过剩，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制造业可能还会因产业转移和升级换代而出现一次或数次投资高增长的时期。
    第三，农村地区的投资需求。中国的农村地区和城市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处在小规模的耕作模式。为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确保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在农村地区进行大量投资，这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水利灌溉系统和交通运输等等），也包括由农民私人进行的生产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投资（如购买新型的农机设备和仓储设施等）。同时，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相关的投资来满足农民新兴的消费需求，如零售网点（比如目前由商务部主导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通讯设施、供电网络以及住房改造等等。虽然这些投资需求很难量化，但考虑到中国农村地区的巨大人口和面积，可以想象其规模会相当可观。
    第四，新兴产业的投资需求。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一大批新兴行业在今后十年里会逐步形成。比如说，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政策的加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行业，带动企业、政府（甚至居民个人）在新型环保设备及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则会刺激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虽然高科技产业的实物投资规模可能较小，但由于其技术及设备投资的含金量更大，因此其投资金额不可小视。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要求大量在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尤其是那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航空等）往往需要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大都成本昂贵。
    第五，环境改良和治理方面的投资。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已对环境造成了巨大伤害。今年以来，一系列由环境污染引发的恶性事件（如太湖、巢湖等地的蓝藻）已引起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巨大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已承诺在若干年里治理有关环境污染问题，而中央政府也把生态环境保护列入今后数年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如果各级政府按照十七大的精神来实施环境改良和治理，在今后十年里，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将相当可观。按照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绿色GDP报告》的估算，仅治理2004年当年新产生的环境破坏，就需要投资28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1.8%。鉴于投资占到2004年GDP的43%，这意味着，如果把当年的污染当年治理的话，2004年的投资（名义）增长率可能还要再提高4-5个百分点。如果说在今后十年里，我们不但要把当年的污染治理好，还要把历年积累的环境损害和退化治理到一定程度的话，所带来的投资增长率还会更高。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区域广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今后十年里的投资需求仍然相当巨大，因此投资的增长率仍将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前我国制造业里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关详细论述，请参阅作者在《财经网》专栏文章“慎言中美‘脱钩’” ）。中国政府在近年里不断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正是针对现存的以及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进行的。这些调控措施以及市场自身的淘汰机制将成为限制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措施主要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前述类别的投资需求并不冲突，因此不会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中长期内的大幅度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