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污染危机求解 亟待可操作性理念变革
改编自9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09-02 14:25]
《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而《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最高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9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中国水污染危机”报道，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8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数部法律。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996年经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意义非同寻常，仅新增条款就有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有24条。这部法律原来总共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对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中警告说，中国 “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修订说明中强调，中国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面对这场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机，《财经》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之前，从今年7月底至今，《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而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财经》报道称，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财经》认为，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全文详见9月3日出版的2007年第18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中国水污染危机”——“太湖：沉重的欠债”、“黄河：‘母亲河’轮回”、“海河：末梢之痛”、“珠江：脆弱平衡”）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而《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最高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9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中国水污染危机”报道，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8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数部法律。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996年经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意义非同寻常，仅新增条款就有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有24条。这部法律原来总共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对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中警告说，中国 “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修订说明中强调，中国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面对这场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机，《财经》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之前，从今年7月底至今，《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而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财经》报道称，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财经》认为，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全文详见9月3日出版的2007年第18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中国水污染危机”——“太湖：沉重的欠债”、“黄河：‘母亲河’轮回”、“海河：末梢之痛”、“珠江：脆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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